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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梦”的思想解读与儒学的历史使命

    作者:吴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后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后,多次提出了“中国梦”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民族精神为之大振。那么,“中国梦”的主题是什么?“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它与“美国梦”的区别何在?儒学在“中国梦”实践中将能肩负怎样的历史使命?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以求教于读者。

    一、“中国梦”的思想主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其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已经提出,但由习近平同志加以明确化和系统化了。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胡锦涛总书记所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中8次提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词,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2年11月15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率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又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实际上已经作了“中国梦”的论述,只是还没有使用“中国梦”这个洋溢诗意、充满奋斗精神的名词罢了。

    党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时正式提出了“中国梦”的论述。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其后,2013年3月17日,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发表讲话,系统论述了“中国梦”的具体内涵。他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4这些论述,系统阐述了中国梦的主题、目标、道路、精神和动力,实际上也揭示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

    在党的十八大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领导人交替时由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论述,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新时期的时代需要。在这个新时期,中国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迈上了和平崛起新阶段,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铺开、攻坚克难新阶段,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民主仁政的向往也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一代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与人民要求,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国梦”的论述,特别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这对于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与力量为一个宏伟目标而奋斗起了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

    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间,特别是自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的110多年的历史表明,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伟大梦想。推动戊戌变法维新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的梦想是“变法图强”。如康有为提出“公羊三世”说的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从据乱世(君主专制)到升平世(民主共和)再到太平世(大同世界)的轨道演进的,主张通过“全变”型的政治改革推动社会的进化。梁启超撰著《少年中国说》,以“智、富、强”和“独立、自由、进步”为其“少年中国说”的核心价值观。严复在戊戌变法前夕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充满变革精神的政论,并翻译发表了宣传赫胥黎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极力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号召中国人“救亡图存”。谭嗣同则撰著《新仁学》,提出了一个冶古今中外之学于一炉的新“仁学”思想体系,并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大无畏精神献身于变法维新的事业。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中国出于危亡之际,于1894年11月24日,联合爱国华侨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起草并发表了以“讲求富强之学,振兴中华”为本旨的《兴中会宣言》。如此等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怀抱“中国梦”的志士仁人,他们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文明而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饶的斗争,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唯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开辟了道路,为中国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但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尚未达到,还需要几代人继续努力奋斗方能圆梦。

    二、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仁爱为本,法治为用

    1、仁爱为本:“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的形而上之道

    “美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现在我们要讲“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总得有点自己的创新、自己的特色、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美国梦”的核心价值观吧。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表述“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所谓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是涵义不同的思想概念。简言之,“核心价值观念”是指最重要的一个或多个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是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集合性链条,而所谓核心价值观,则是从核心价值体系链条中概括出来的由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所构建的一个理论结构。

    近百年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类核心价值体系,其内涵、范畴与根本精神各有特色:一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和、敬等等,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二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价值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科学等等,本质上是“自由民主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三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观念是民主、平等、正义、公正、尚群、均富等等,本质上是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公权主义价值观。这三类核心价值体系在百年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上竞争互动,从激烈冲突、相互排斥到互相影响、会通兼容乃至逐渐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种能被全民接受的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实质上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综合吸收上述三种价值体系中的优秀元素,推陈出新,在当今时代条件下重新塑造的“当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当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非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一脉相承、根本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内在依据,后者是前者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首次以明确的价值范畴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总共二十四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显然,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是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但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等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既然讲“核心价值观”,就应该用最简洁的词语加以表述,使人一目瞭然,例如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讲“仁义礼智根于心”、《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董仲舒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东汉以后讲“三纲五常”,等等,就是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简洁表述。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就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出简明易记的“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方式。

    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24字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来源就可以明白,其中有十六个字是来自儒家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另外八个字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来自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而民主、平等、公正、法治这八个字同时也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吸收和综合了“全人类智慧”而形成的有别于“美国梦”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儒家思想则是这个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思想来源。

    那么,这来自于儒家价值体系的16字,其“一以贯之”之道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仁爱”精神。以爱民之心施以仁政,就能使民富国强,使社会文明,人民和谐;执政以人为本,出以公心,则必能处事公正,行事正派;有仁德爱心,则必爱国忧民,尽忠报国,至于“敬业、诚信、友善”诸德,皆仁者之德、君子之道,自不待言。

    儒家学派从孔子开始,历代大儒都以“仁”或“仁爱”作为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孔子讲“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讲“仁,人心也”,“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荀子也主张“王者先仁而后礼”,可见在孔孟荀那里,“仁”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是普世性道德。韩愈所谓“博爱之谓仁”,是对孔孟“仁爱”之道的阐发。宋儒程颢、程颐说“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说明二程是将仁与其他常德提升到体用高度看待的。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是道之用。可见,在历代儒家那里,“仁”是根本之道,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也是儒学传统的精神基础,其他德目诸如义、礼、智、信、勇、廉、和、敬之类都是“仁”道的体现,都是由“仁”统率的。

    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辅之以“义、礼、智、信、勇、廉、和、敬”等常用大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倡的“实事求是”、“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小康”、“和谐”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词,实际上都来自儒家理想,就连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可以说是儒家仁、义、礼、智、信加上忠、勤、廉、耻等核心价值观念的现代扩充版。

    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仁爱”这个核心价值词,却在多次讲话中体现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仁爱精神。例如,他在主政浙江时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在十八大闭幕当天的记者见面会上也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这些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以人为本和坚持民主、执政为民的思想,也揭示出儒家传统中“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与仁爱精神,正是习近平“中国梦”论述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梦的精神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将习近平“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的形上道体概括为“仁爱为本”。“仁爱为本”所继承的正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道德人文精神,也是儒家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型。这正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根本所在。

    2、法治为用:“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证

    然而,只讲“仁爱为本”,还不足以概括“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涵,也不足以体现中国梦的时代精神。诚如《周易·系辞传》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的“仁爱为本”,讲的是“形而上之道”,还必须有“形而下之器”与其配合,即能使形而上之道得以变化落实、推行于民众的基本制度与方法。这个“形而下之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法治”。“法治”是当代中国借鉴和吸取外来文明成果用以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普世价值,所谓“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制度之用。在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这8个字基本属于形而下的器用层面,可以用“法”度来衡量。因为国有法度,则公民平等、政治公正、制度合法、人民敬业等等治理目标与行事作为都可以衡之以法、有规可循。可见“法治”是贯穿“中国梦”的“形而下之器”的中心观念。

    重视“法治”建设,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习近平同志一贯的执政理念,也是他阐述“中国梦”时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早在2003年至2006年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书记就提出了建设“法治浙江”、“法治国家”的论述。他指出:“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社会是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我们要扎扎实实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确保我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以建设‘法治浙江’的实际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贡献。” 在2013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系统阐述“中国梦”的内涵时则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7可见,习近平的“中国梦”论述,是将建设法治国家作为重要战略任务的。

    根据报刊网络媒体报道的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思想的多次讲话,我们大致可以整理出如下要点:

    第一,论述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社会是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 ;

    第二,论述了宪法的重要性和依宪治国的重要意义。他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第三,推行廉政,惩治贪腐。他在十八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又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并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第四,健全法制,加强监督。他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上述思想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因此,我们可以将习近平“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的形而下之器概括为“法治为用”,这是中国梦的制度保障。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仁爱为本,法治为用”八个字,简称“仁本法用”。“仁”与“法”的关系是道、器关系,是体、用关系,“仁”是道、是体;“法”是器、是用。它是一个观念结构,是一种理论形态,也是中国梦的根本价值导向。“仁爱为本”所继承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道德人文精神,所体现的是从传统民本仁爱走向现代民主仁政的治国之道;“法治为用”所体现的,则是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方式。

    “仁爱为本,法治为用”,既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仁爱为本”,就具有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大爱之心,就能时时处处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至高无上的目标追求,就能自觉实行权力在民、执政为民、取信于民的民主仁政,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坚持“法治为用”,就能具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情怀,举重若轻,法简政清,精心治理,恰到好处,就能出以公心,善用利器,真正做到以法治国,依法行政,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快乐幸福。这就是“仁本法用”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效用。如果我们的领导者和广大民众都能确立并实践这个核心价值观,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定成为21世纪的美丽现实。

    三、儒学在中华复兴伟业中的历史使命

    1、百年儒学的命运:衰极而兴

    儒学自诞生以来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由孔子规定为“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特性,故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社会的治乱兴亡及百姓的祸福忧乐紧密相连。纵观2000多年的中国王朝兴替史,儒学的命运也往往与封建王朝的兴替密切相关,经历了盛极而衰、衰极而兴的曲折发展。但似乎也有一定规律,即盛世崇儒,衰世反儒。西汉武帝盛世,采纳董仲舒“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儒学开始定于一尊,经学大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乱,佛道兴盛,儒学衰落,到盛唐时期,儒学开始复兴,儒家经典文献得以系统整理。北宋统一中国,儒学转型,从经学转型为理学。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儒学极衰,至明朝国力强盛,儒学再度复兴。理学、心学交相辉映。至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修己治人”的儒学变成了长于考证的“朴学”,儒学实际上再度衰落,到了清末,随着西学的引进、新学的兴起,儒学收到西学、新学的批判而日益衰落,而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被当作“封建主义”或“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受到严厉的批判,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儒学及其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几乎到了被全盘否定乃至极度衰落的地步。

    但即便是儒学受到全面批判、全盘否定而极度衰落,用当代新儒家杜维明的话来说是“儒门淡薄,花果飘零”,但儒家学者并没有屈从时势,而是坚守儒道、弘扬儒学。于是在近现代出现了一批新儒家学者,创立了现代新儒学的新形态。其著名的代表是以马一浮为代表的新经学,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还有梁漱溟、贺麟、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等独具体系的新儒家思想家,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辟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自1976年中国共产党粉碎了代表极左路线的“王张江姚四人帮”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从经济复兴到文化复兴的新局面。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入了和平崛起、全面复兴的新阶段,儒学也随着小康盛世的出现而进入“重整旗鼓,衰极而兴”的新阶段。出现了“文明对话”论、公民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民主仁学、新仁学、新儒教等多种儒学新论述,可以说,当代中国已经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进程。

    关于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我曾撰文论述。一篇是《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另一篇是《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我在这些文章中概括了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一是连续不断地举行以儒学发展为专题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二是儒学团体如雨后春笋,三是建立儒学院、国学院、中心等专业研究机构,四是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创办了300余所孔子学院,五是树立孔子铜像和大儒铜像,六是各地恢复孔庙、定期举行祭孔祭儒活动,七是创办或恢复旧式书院、孔学堂,开展读经活动,八是出版大量与儒学相关的专著、丛书、期刊等,九是政府和官员改变了对待儒学与祭孔活动的态度,从过去的批判、观望到支持、参与,十是官方意识形态乃至核心价值观念中的儒学元素日益增多,这都说明儒学在当代确实开始复兴了。我认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是超越心性儒学和精英儒学的局限而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儒学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教化民众,只有弘扬民主才能够立足于现代。如果离开了生活,离开了民主,那么儒学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2、儒学在中华复兴伟业中的历史使命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是多元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一元存在”的价值。儒学也将作为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存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那么,当代儒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在我看来至少有四大使命:

    第一,推动民主仁政。现代化的一大趋势是政治民主化,这是无论什么社会都摆脱不了的宿命。中国现代化的趋势之一也必然是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问题是这种转型必将具有中国的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儒学中民本与仁政的传统。尽管这个传统在中国历代政治现实中从来没有完美地实现过,但却始终是历代儒家的政治理想。民本的涵义就是社会以人为本,国家以民为本,统治者承认民众的力量和民生的需要。仁政的涵义就是统治者宽以待民,推行亲民、爱民的政策,建立以德治国的治理模式。如果说,这个传统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只是一种政治梦想的话,那么在推翻了君主制的人民共和制度下就完全可以转变为现实。当代儒学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促使中国政治从传统的民本走向现代的民主,促使民主仁政的建立。但要推动中国政治的这种转型,儒学本身也需要转型,即其理论体系必须能够包容和吸收民主价值观念。这一点正是从康有为、谭嗣同以来的中国新儒家所尝试进行的儒学创新。现在人们应当不再怀疑,经过百余年转型改造的当代新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必须而且已经有民主的一席之地了。当代新儒学的弘道之士,应该而且能够担当起推动民主仁政建设的重任。

    第二,提升和改善全民的道德自觉与人文素质。儒学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本质的特性首先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关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荀子说:“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有道德、讲道义的,所以天下万物人为贵。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人性异化、道德滑坡、社会风气不正的背景下,扶正祛邪,端庄党风、政风、民风,提倡全民族的道德自觉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而儒学在从事道德修养、提升道德自觉、培养君子人格、改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与充沛的思想资源,可以发挥其他核心价值体系难以企及的优势,从而为实践中国梦的道德教育和移风易俗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促进功利社会竞争的良性发展。现代化社会往往以功利为导向,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到处都有竞争。有竞争本来是好事,大至社会与国家,小至企业与团体,有竞争就有活力。但是竞争如果不以道德正义去规范,不以和谐发展为目标,就会变成唯利是图、危害社会与民生的恶性竞争。就像近年来中国某些不良企业为了一己之利不顾民众生死而生产、制造毒奶粉、毒药品、地沟油那样,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犯罪,必须严加惩治!所以我们必须提倡良性竞争,和谐发展。而儒家的诚信、公正、礼义、和谐等核心价值观念对于促进良性竞争、和谐发展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第四,辅助现代法治建设中的道德正义。如上所述现代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性举措。儒家历来重视德治、礼治与圣人之治,法治思想的资源不如西学。因此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移植西方法治理论、制度与经验是势在必行、天经地义的。但“法治”社会同样必须将道德。“德”与“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道德是立法的依据,是良法之“本”,“法”是社会的公德,是每个公民必须遵行的道德底线,所以“德”与“法”的关系是“德本法用”。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正是揭示了“德”与“法”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法是人制订的,也需要人去执行,故立法者与执法者的道德水准与人文素质对于实现司法正义十分重要,有良吏无良法固然不足为政,有良法而无良吏也不能达到善治。而儒家的仁爱、德治、公正、廉明等核心价值观念对于培养良吏、公正执法、实现法治社会的道德正义方面将能起到十分积极的辅助作用。

    综上所说,当代儒学在推动民主仁政、提升全民道德人文素质、促进良性竞争、辅助法治的道德正义方面将能起到积极作用,这正是当代儒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应当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当然,这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竞争共进的社会,儒学仅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存在,其核心价值体系也只能作为中国梦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存在并发挥作用,人们不应要求儒学包打天下,当代儒者也不要妄自尊大地试图去包打天下,而只要坚守本分、尽其弘道经世之责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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