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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经》浅说

    《孝经》一书共十八章,是儒学十三经之一,是其伦理践履经典。儒学以主张“仁、义、礼、智、信”著称,而这五种主张的前提就是“孝”。儒家创始者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因此,通过对于此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儒学的精神实质。

    《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十三经是经过长期传承后沉淀下来的儒学经典。除“五经”外,包括了《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十三经”在儒学中获得至高地位,源于清乾隆年间十三经被刻于石上,后阮元又刻了《十三经注疏》。

    《孝经》既然是一本传世之作,关于它的作者身份自然被人关注。可惜,它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公论。因此,这里有必要把有代表性的一些看法罗列出来:

    一是孔子或其弟子曾子作。这是一部分人从古籍中找到的答案。《白虎通义·五经》指出:孔子已经写过了《春秋》,那么写《孝经》也不足为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在《孝经》中出现了“子曰”、“曾子曰”这种提法,这和《论语》中的称呼是一样的。如果是他们自己所写,怎么可能这样称呼自己呢?

    二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孝经》是孔子七十子之徒的遗书。这一观点因为是孔子的徒孙所作,所以也被一些人接受。

    三是儒家后学所作。蔡方鹿认为:《孝经》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在孔子和门人思想的基础上写出来的。[①]

    可以通过对《孝经》内容的分析,对以上各种说法进行验证。比如,《孝经》把行孝的主体分为五个阶层,这与战国时期官员的名称相吻合。因此,我以为第三种说法是可信的。

    自汉代以后,《孝经》被历朝历代奉为治国教民的普及读本。在汉文帝时被列为儿童的启蒙教材,遂被列入官学,成为学生必学课目。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在汉代学习的读本次序是先小学,后是《孝经》、《论语》。《孝经》被放在《论语》前面,可以想象在汉朝已经被置于很显要的地位。

    随着对《孝经》的不断研究,到了南北朝时期,《孝经》有超过《论语》成为显学的趋势。所以,到了北魏时期,孝文帝出于对汉文化的认同,就把《孝经》翻译为鲜卑语,用以教化民众。

    到了唐代,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序,为《孝经》披上了王权的外衣。这样,《孝经》便从一个普通的案头书本跃升到皇家读物,其中的政治原因不言而喻。

    自唐以后,《孝经》的地位稍逊于《论语》,这可能是与朱熹本人特别推崇“四书”有关。宋代的朱熹是中国皇权时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几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有力地推广了《论语》、《孟子》等,使“四书”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

    到了清代,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孝经》“自魏文侯以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于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四家。”清廷更是把《孝经》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

    以上所述或许不全面,不过可以至少得出这样的结论,《孝经》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重点,被奉为治世安邦的宝典。因此,《孝经》在“十三经”中的地位可与《论语》相比较。

    孝文化从汉代被重视并不是偶然的。对于“孝”,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②]因此,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孝文化”的起源。

    关于“孝文化”的起源,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上古时期。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聚族而居,族长的权威必须要树立起来,否则整个族群会失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族人必须对族长信赖和服从,晚辈对长辈要顺从,这样人们便在不自觉中获得了“孝”的意识。另一种观点认为,源于殷人对祖先的追思之情。如《尚书·周书·无逸》中说:“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不过,他们对先祖的祭祀行为更多地是出于为自己祈福、消灾的想法。所以,在《礼记·表记》中才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殷人的这种象征化的祭祀行为,在后代的君王祭拜祖先的程序中都能找到它的痕迹。因此,可以得出殷人对待先祖的态度是孝文化的萌芽阶段的结论。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后,吸取殷商失败的教训,对“殷礼”进行了改革。反映在伦理思想上,就是“提出了一套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而且创立了一个以‘敬德’为核心的道德与宗教、政治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③]西周的伦理特点是孝与德在一个价值体系中,把“孝”与“德”并列,表明它既是上层阶级内部的道德标准,又是下层必须遵循的社会要求。说明这套标准具有普适性,其适用的范围相当宽泛。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引发了思想界的巨大变革。“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面对这一现实,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提出了“孝”以期能够修正人们的行为。在《论语》里提到“孝”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孔子把“孝”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就是说,能否行“孝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他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样就把单纯的家庭伦理关系提升到了政治层面。

    继孔子之后,孟子对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将行孝的个人行为推广到社会层面,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家庭内部的对上孝、对下慈的心态和行为延伸到其他人身上,体现了孔子的“爱人”思想,表明了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我”可以是君王,也可以是自己。

    从殷人的尊祖发展到孔子的“孝”,其间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士”阶层开始主导政治话语权,社会制度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与之相呼应的是社会伦理思想的几多变化。《孝经》的诞生正是此一时期的产物,它上承儒家的“仁爱”思想,成为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载体,发挥了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

    《孝经》从汉代以后受到君王的不断追捧,虽然不乏有政治原因,但不可否认它是一本儒家专门阐述如何行“孝”的伦理著作。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角度来说,它都是一部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读本。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儒家“孝”观念的合理内核,为建设当代社会精神文明服务。

    第一,从个人角度讲。《孝经》开篇就点明主题,“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开宗明义章》)道德的根基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的,没有孝道德本身无从谈起。从个人来说,孝始于敬父母。“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尔雅·释训》也说,“善事父母为孝”。善待父母就是孝。行孝从哪些方面做起呢?

    一是从日常行为做起。每个人从生到老都逃脱不了“居、养、病、丧、祭”这五个方面的宿命,因此,必须从这五个方面做起。“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纪孝行章》)羊有跪乳之恩、乌鸦有反哺之意。动物尚且如此,何况受过礼仪教化过的人类。父母与子女的感情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感情,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是不考虑回报的,所以孔子叹息“父母唯其疾之忧”!子女从这五个方面做起只是对父母多年养育之恩的小小回报。做到这一点,才能谈及“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章》)“事亲”与“忠君”最终结合起来,“伦理政治化”在这里被体现出来。

    二是以尊敬的态度对待父母。日常行为的孝顺是“孝”的外化表现,“敬”是孝行为的内在本质。“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章》)不怠慢自己的父母,对别人的父母也会尊敬。为什么要强调“敬”呢?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自发的行为,孩子对父母的感恩和回报也应是自愿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怎么会出现“逆子”这个词呢?因此,“敬”不单纯是对待长辈态度的问题,还可以提升到“礼”的层面。“礼”在《论语》里有多重涵义,基本意思就是礼仪、礼教,通过礼仪教化来修正个人的不当的思想和行为。“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经过礼仪教化的人,才可能对父母做到“敬”。当然,也不否认子女对父母有天然的尊敬之情。

    在“敬”、“礼”文化浸润下长大的人,是否就应该对父母完全顺从呢?这里要区别对待。父母说的对的,子女就应该听从。但是不能做到盲目听从,《孝经》中有“谏诤”一章,意思就是说要对父母不义的行为进行劝谏。《荀子·子道》中点出了向父母劝谏的原则:“从命则亲危,从命则亲辱,从命则禽兽。”如果听从父母的话导致他们受到危险、遭到侮辱、做出与禽兽无异的举动,这不是孝,这是愚孝。从这一点看出,《孝经》尽管是以孝为主题,但从中也可窺见到儒家所倡导的为人要尽职尽责的精神。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孝”占据了基础地位。如果把儒家的价值观念比作金字塔的话,那么在上面的是某些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在下面的则是实在性很强的内容。正是这些实在性的内容构筑了儒家思想坚实的基础,从个人到社会都在这种实在性内容的熏染下变化、发展、成长。

    第二,从社会层面讲。“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孝经·三才章》)孝与天的位置相当。天在中国古人的心中是神圣的,它是赐予这个国家存在的力量,违背了天的意志,是会受到惩罚的。汉代董仲舒就曾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认为:“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与天的关系是人是天的子民,人的行为要符合天的意志。《孝经》把行孝与天的关系联系起来,认为行孝就是行天意。在这种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对孝是非常重视的。

    一是对家庭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稳定器。在家里做到父慈子孝,出去以后就会待人友善。“父子、兄弟、夫妇、各尽其责,各守本分,这样家道才会端正。各个家庭都端正了,那么,社会也就安定了。”[④]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孝经·圣治章》)儒家的立论是从家庭本位出发,所以在对孝的论述中一再强调对家庭的责任。“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孝经·纪孝行章》)如果“居上”、“为下”、“在丑”这三个事情没有处理好,给家庭蒙羞,这也不是孝。

    二是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就社会来说,如果各种道德规范、行为原则、礼节仪式得到贯彻,那么就会形成上下相通,左右相通的局面。上下左右皆通,社会自然也就安定和谐。”[⑤]“孝”也是礼的一种,《孝经》讲述处于各个阶层的人如何对待孝,实际上正是在强调孝对改善社会风气的影响。

    第三,《孝经》是一部以“孝”为题目而阐发的政治伦理书。“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孝’不仅指一个人对亲人的天然之情,更以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为轴心,逐层地向外扩展、推进,将孝道与家族、国家和天下相绾结。”[⑥]《孝经》中规定了上至皇帝下至庶人的行孝标准。

    关于天子之孝。为什么《孝经》把君王的孝放在第一位呢?就在于他本人是全国百姓道德的楷模。他的品德,对国家的兴衰、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论语》载:“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天子要想使人民对自己尽心竭力,唯有自已孝顺父母,慈爱幼小。“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经·天子章》)能亲爱、敬重自己父母,对天下黎民百姓的父母也会善待。做到对天下子民的父母关心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关心,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支持君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民众在天子的心目中应该是最重要的,孟子的论述是对如何做好天子的最好注解。

    关于诸侯之孝。诸侯仅次于天子,是分封国的国君。诸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和天子同姓的宗族,他们祖先或本人对国家的建立功不可没,因此分封为诸侯。另一种是异姓诸侯,他们的分封原因和上一种同样。诸侯可以世袭。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诸侯们的政治地位是微妙的。在自己的分封国内,他是君主。在天子面前,他又是臣子。所以,天子对他们是有戒心的,担心他们不臣服于自己。那么,怎么才能做好呢?“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孝经·诸侯章》)意思是说,诸侯们应该有平民心态,放低自己的姿态。从这里可以看出,诸侯对上不恃功而骄,对下平和就是他的孝。

    关于卿大夫之孝。卿大夫是仅次于诸侯的高级官员,他们往往参与制订国家的法令且是执行者。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百姓的价值判断。卿大夫之孝的特点是循先王之礼,沿着先王的道路前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孝经·卿大夫章》)卿大夫是先王之礼的守护者。

    关于士之孝。士是两种人的名称。一种是国家低级官员的名称,他们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另一种是有才能者的名称。在这里是指国家低级官员。他们身处管理机构的最低层,因此,要面对的各级官员很多。最重要是做到要以对父的崇敬之情去侍奉君主,这样“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孝经·士章》)

    士起着沟通上级与百姓的作用,他们对君王忠心才会在执行政策时不会背离君王的执政理念,百姓才会知道君王的仁慈。

    关于庶人之孝。庶是众的意思,庶人即是全社会的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经·庶人章》)天子与庶人都是行孝的主体,因此行孝的标准是一样的,即遵礼、节俭。按照这个标准做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愿意做人人都能够做到。

    通过以上五种人行孝道,社会政治伦理结构被确立起来,人们便可以依此标准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孝经》这部书是一个网状结构,采用从个人对父母的孝、对家庭尽责、对天下尽忠这种层层递进的写法,最终把“孝”纳入到政治体系中,即“移孝为忠”,“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

    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农耕文化,人们聚族而居,因此社会结构比起游牧文化来说有其稳定性。农耕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经验,对长辈的教导更是记在心中。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人们尊老是理所当然的,孝文化深深地植根于民间。在民间颇为流行的《二十四孝》把孝文化推到了高峰。

    当代社会虽然已步入工业化时代,孝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没有丢失并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当代孝文化的特点是“在范围上,孝道只能局限于家庭之内;在性质上,孝道只能局限于亲子之间。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孝道只能是家庭中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⑦]孝的范围已经退缩到家庭里面。孝文化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不过只要亲情这个纽带还在,“孝文化就依然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⑧]因此,《孝经》中积极因素的精华部分并不过时,对当下社会仍然有借鉴意义。

    中共中央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家庭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为人处事方式会影响到子女,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建立。通过孝道的贯彻,能够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对社会发展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以爱己之心对待他人。当下社会虽然有很多好人好事,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等事情。《孝经》中提出的用爱自己父母般的心情去对待他人的父母,对待年长的人要有谦让的态度。这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在现代社会中“孝”的观念有些淡薄了,这和家庭结构小型化有关。不再象以前四世而居、三世而居。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孝观念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大家对孝文化的推崇并没有停止。社会对《孝经》的价值有了进一步认识,许多研究《孝经》的著作、文章不断出现,就说明了社会还在呼唤传统伦理的回归。儒学文化要“与时偕行”。《孝经》作为一本儒家经典读本,在新的时代必将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①] 蔡方鹿:《〈孝经〉论述》,《中华孝道文化》,巴蜀书社, 第130页, 2001。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 第165页, 2006。

    [③]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2页 ,2004。

    [④] 刘太恒:《周易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67页, 1997。

    [⑤] 刘太恒:《周易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89页, 1997。

    [⑥] 夏湘远:《论“孝”的政治伦理意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年7月第35卷第4期。

    [⑦]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第352页,2001。

    [⑧]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第353页,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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