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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道视域下范仲淹的圣贤人格

    河南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刘洪生

     

    范仲淹(9891052年)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和《三朝名臣言行录》均纪录了范仲淹很多高尚的言行,称许他为“天地间气第一等人物”。范仲淹之名,取效于隋第一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字。《宋史》本传说范仲淹“性至孝”,考其一生,务本向道,内省自强,温良敦厚,不事张扬,以风节操守自持,以经世致用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美地践履了中国传统孝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的理想,“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盛赞他:“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率然而作,必归于此。”元好问《范文正公画像赞》也由衷地赞叹:“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本文即试从孝道观方面,谈一下范仲淹的圣贤人格,以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促进当下精神文明建设。

    一、刻苦攻读,对母亲及社会和家庭的高度负责精神和自觉的担当意识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范仲淹出生在父亲的徐州官舍内。二岁,父范墉病逝于徐州任上。不久,母谢氏贫无所依,再适长山朱文翰。后由于和朱姓兄弟的纠纷,范仲淹毅然离开淄州(今山东邹平)继父家。宋人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按《家录》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氏兄弟不乐,曰:‘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

    范仲淹在南都(当时称应天府,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城内)发愤读书,生活极其艰苦:“扫一室,昼夜讲诵。继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益刻苦。”[①]“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②]大中祥符七年(1015年)正月,宋真宗到应天府朝拜圣祖殿,府城万人倾巷,人人企望一睹圣颜。只有范仲淹留在学舍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见皇帝,他自信地回答说:“异日见之未晚。”[③]

    经过5年苦读食淡的生活,不仅使范仲淹拥有广博的学识,而且树立了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养成坚忍不拔、从容超迈的精神风格,苏轼说他“居五年,大诵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悌忠信”。[④]

    “诗言志,歌咏言”。[⑤]他的《睢阳学舍抒怀》一诗,记录了他那弦歌不辍的苦乐年华:“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何人吹洞萧;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诗一方面抒发他乡寄读的飘零之感,更多的则是表达不甘沉沦,积极进取的必胜信念。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中祥符五年(1016年),24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了他尽忠尽孝的人生征程。因此,我们说范仲淹这段刻苦攻读的求学经历,与公、与私、与家、与己,都体现着他对社会、对家庭、对母亲、对自己的高度负责精神和自觉的担当意识。当初,他屈辱地愤然从朱家出走时,母亲谢氏请人追赶年幼的范仲淹。追上后,他向来人讲明了离开的缘由,并转告母亲,十年后举第时来迎接赡养她,“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二、复姓归宗,对父爱的深切向往和对传统伦理秩序的价值认同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总序言:“(范仲淹)二岁而孤。母夫人谢氏贫无依,再适淄州长山朱氏,亦以朱为姓,名说。”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年二十一岁”条记:“按《言行录》载《涑水纪闻》曰:‘范公少冒朱姓。’”其“五年壬子,年二十四”条记:“以朱说名,举进士,礼部第一。”真实记录了范仲淹凄苦贫寒而又无奈的幼年遭遇,被迫来到了一个异姓家庭,并且冒继父姓。

    范仲淹自立后,极力争取复姓归宗。而他在复姓问题上,是颇费曲折的。当时范仲淹苏州老家尚有一些产业,其同父异母兄及其他族人担心他复姓后提出财产方面的要求,坚拒。在范仲淹保证只求复姓,别无他求,甚至借助向皇帝表请下,才最终被允许。“祥符八年,(范仲淹)年二十七岁,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广德军司里。后迎侍母夫人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还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至天禧元年,为亳州节度推官,始奏复范姓。”“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用事最为亲切。”

    这里,笔者从范仲淹始冒朱姓、后复本姓的史实中,得出如下两点思考:

    (一)对生身父亲的血缘深情

    范仲淹二岁而孤,直到20岁时才因一次偶然的事件,从别人口中知晓了自己本姑苏范姓之后的身世。最初范母谢氏扶丈夫灵柩,自徐州归至姑苏为夫守丧,却受到范姓族人排挤,最终被迫带着尚在襁褓中的范仲淹,再嫁于平江府(今苏州)推官朱文翰。将这些事件联系来分析,范仲淹对自己的生父范墉的印象应该是模糊的。或者说,范墉因为他的早逝,根本不可能对其幼子范仲淹有那种养育呵护的恩情,这种父子关系仅仅停留在宗法伦理的意义上。如果仅从物质利益方面看,复姓与否,对于范仲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即使这样,范仲淹仍然克服重重阻挠,并承诺“止欲还本姓,他无所觊”,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生身之父的血缘深情,一种纯粹的精神期待方面的孝义之情,一种对传统伦理秩序原则的价值认同。而这正是范仲淹作为一代圣贤感人之深的孝道思想。诚如《庄子•人间世》所说:“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也;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孝经•三才》篇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圣治》篇则言:“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二)报恩于养父的忠厚之情

    人间的真情,除天然的血缘之情的维系外,还有一种是因为日常生活中风雨与共的建构和培养。范仲淹大约4岁时随母亲到朱家,冒朱姓。20岁知晓自己身世,离开淄州长山朱家,到应天府求学。5年后举进士。初任初任广德军司里参军。29岁时,“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分析这些史料,如果说20岁以前,范仲淹由于不知,不可能产生复范姓的念头。那么,直到29岁,其中有离开朱家求学、科举应试、朝廷命官、辗转仕途等一系列经历,10年中范仲淹又为什么没有立即归复本姓呢?这里正可看出继父朱文翰对他的养育之恩和他对继父的报答之情。范仲淹幼年曾随游宦的朱文翰到过很多地方。朱文翰职澧州安乡县(今湖南安乡)时,范仲淹跟随他经岳州游历洞庭湖,并曾读书于一道观内,“朱(文翰)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后又随他到过池州(今安徽贵池),读书于此地风景绝胜之处长山,后人为纪念范仲淹而改名为“读山”,“读山在池州青阳县东十五里长山,公幼读书之地,人名之曰长山”。景德初年,朱文翰任淄州长史,范仲淹又随之来到淄州,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程应鏐先生说“这个两岁丧父为一个比较贫困的知识分子所养育的青年,就在这里勤奋苦学”。可见,朱文翰对范仲淹这个异姓孤儿是颇为关照,甚至恩宠有加的,最起码为他提供了读书和受教育的机会。范仲淹20岁时,才因一次突发事件,从别人口中知道自己的身世。这可以看出朱文翰对他如同己出的深情,以致于范仲淹十几年中对自己的身世没有任何疑问。再说,范仲淹最后出走于朱家,是与朱氏兄弟的口角,并不是与继父朱文翰的矛盾。正由于此,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池州知州丁黼作《范文正公祠堂记》云:“其亲爱顾念朱氏,情义最笃。”范仲淹位高官显后,即请皇帝恩荫,“以南郊封典赠朱氏父(文翰)太博士”。甚至在葬置母亲的问题上,先是将其暂厝于南都郊近(今河南宁陵县南),后安葬于洛阳万安山。在其错综复杂的伦理纠葛中,范仲淹终没有让谢氏随范墉陪葬于苏州范氏祖茔,而另立新茔,也是出于对已故继父的尊重。

    三、迎母以养,对慈母养育深恩的反哺之报

    范仲淹之母谢氏,是一位刚强、仁慈而又命运悲惨的女性。当年为了尚在襁褓之中的范仲淹,她逆来顺受地忍受着姑苏范姓宗族的冷遇,甚至冲破宋代极其严酷的理教规范,再嫁朱姓之门。为了这个自幼丧父的孤儿,谢氏夜夜拜星星,祈福神明庇佑,以致食断荤腥,长斋绣佛20余年。对于母亲这种无限仁慈的呵护,范仲淹是铭心刻骨的。因此,当他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屈辱地离开朱家时,母亲派人追他回去,追了很远,他没有回头,发誓十年后,举第时来迎接赡养母亲。

    因此,范仲淹刚刚步入仕途,初享俸禄,就把母亲接到了自己的任所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和母亲分别已经多年了,老人的视力已经模糊,因想念儿子,经常哭泣,几乎哭瞎了眼。母亲来了,但日子过得很艰苦,他身无长物,只有一匹马,离开广德时还卖了它作为行资。直到晚年,范仲淹还经常对孩子感叹:“吾贫时,与尔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深深地表达了对慈母的无限怀念和当时不能充分尽孝、乏资以养的愧疚之感。因此,《宋史》本传盛赞范仲淹“性至孝”。

    四、冒哀上书,感人至深的忠孝两全之举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5年),范仲淹的母亲在南京去世(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应天府升为南京),所以,这一年,范仲淹丁母忧再次来到应天府。第二年,北宋著名宰相、文学家晏殊出守到这里任留守,延请范钟淹到应天府学掌学主教。这一年的春末夏初,范仲淹入府学授徒,到天圣六年服除离去,在这里前后执教共两年。两年中,他诲人不倦,克尽职责,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典籍多有记载:“公尝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仲淹)昨因服制退处睢阳,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庭户,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

    这次在南京,范仲淹虽然实际上离开了政治舞台,但并没有忘却对国家时局的关心。而是一边服丧、教书,一边思索着治国的良策,写下了著名的《上执政书》一文。文章第一部分,以周、汉、唐三代“圣贤共理”,则得到兴盛,而“奸雄竞起”,则走向衰亡为例,提出论点:执政要尽其职责除弊革新。第二部分,论证为什么要革新,怎样革新,提出了六项十八字的治国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第三部分,也就是该文的最后部分,阐明上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功名之计”,否则“岂不能终丧之后,为歌为颂,润色盛德以顺美于时。亦何必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自己之所以之前没有上书,而此时“冒哀上书”,一是因为还没有考虑周全,“学陋之人,思虑未精”,二是那时尚有老母在世,如果因上书获罪失禄,则无法赡养亲慈。读之感人肺腑,真是“自顶至踵惟忠孝也”。书上后,宰相王曾“见而伟之”,不久就通过晏殊,推荐服除的范仲淹入京。林和靖《送范寺丞仲淹》诗云:“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官卑数上书。”把他与司马相如、梅福并论。苏轼则高度评价道:“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

    笔者认为,范仲淹的为母守丧,乃人伦常情,生以养,死而哀,自觉实践和遵守了传统孝道伦理原则。而一边守丧,一边因材施教,冒哀上书,则是范仲淹一代圣贤独有的忠孝两全之举,感人至深,彪炳史册。

    五、侍母而葬,对慈母生死相依的深情

    谢氏去世三年后,范仲淹在安葬母亲时,作有《求追赠考妣状》一文,深情表达对寡母养育之恩的感念和相思之苦:“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及至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同时,文章还表达对安葬母亲之事的重视和神圣感:“今又俯临葬礼,尚缺褒封。祭奠之间,志述之际,乏此恩数,逼于哀诚。身侧登瀛之华,亲无漏泉之泽。今欲将磨勘改转官恩泽,乞先移赠考妣,所翼迁厝之日,得及追荣”。更可贵的是,范仲淹在这首次磨勘升迁的机会中,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仕途,而是双亲的荣耀,特别是母亲的葬礼:“不敢侥求磨勘,今为迁俸在近,未曾封赠父母,”“今欲将磨勘改转官恩泽,乞先移赠考妣,所翼迁厝之日,得及追荣。况臣尚在壮年,序进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附从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广爱之风。则人子至荣,获显亲于不次;君父大赐,必捐躯而是图。”足见范仲淹对慈母生死相依的深情。

    甚至最后,在传统“事死如生”的孝道思想下,“性至孝”的范仲淹,没有让母亲孤独无依地长葬伊门之下,在自己百年后,在生命的尽头,没有选择随父归葬苏州祖茔,而是伴母葬于洛阳万安山下,母子相依,永作苍冥之游。其中更可看出范仲淹对命运凄惨的母亲的赤诚孝心。《孝经•纪孝行》云:“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丧亲》又云:“子曰:‘孝子之丧亲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这一切,范仲淹均完美无缺地做到。

    六、手足深情,纯洁无私的同胞之谊

    《孝经•广要道》云:“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忠信与孝悌相连,在孝道深情下,范仲淹对自己兄弟的手足之情也堪称万世之表。

    (一)以德报怨——与范姓兄弟的关系

    苏州范仲淹家族是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到其父范墉一辈,虽不是什么高官,但节度使掌书记之职,在地方上也算不小的官了。范墉共有两房妻室。大房陈氏生育四子,其中两个早夭,居住于苏州吴县老家。范仲淹之母谢氏实为范墉二房。当初,在范仲淹认祖归宗、复姓还名的问题上,苏州范姓宗族一再阻挠,一是出于对祖上产业继承分割的考虑,也不乏是因范仲淹直言敢谏,仕途不顺,担心他犯颜忤上,牵连族门。后来范仲淹在解释为母亲另立新茔的原因时说:“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乃改卜于洛。”对世态炎凉是有冷醒认识的。然而,事实上,他对待同父异母的范姓兄弟,却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体现了一代圣贤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风范。如其同父异母兄范仲温致仕后,范仲淹常去信煦问寒暖,关爱无间,甚至还为后辈人的成长操心:“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毋使因循。须侯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范仲温死,范仲淹为他写的《墓志铭》云:“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与我,为家栋梁。兄又逝焉,我独惶惶。”殷殷之情,无限哀伤。

    (二)去不忘义——与朱姓兄弟的关系

    据《长山朱氏族谱》记载,朱文翰共有五子,其中两个为大夫人初氏所生,三个为谢氏(范仲淹之母)所生,皆补官。《长山县志》记载,范仲淹位高官显后不久,便乞请皇帝恩荫:“朱氏子弟以荫得补官者三人。”并“家计宁陵”,让其同母异父的朱姓兄弟掌管料理自己在宁陵的职田,一方面,因自己常年游宦在外,他们可以在这里照顾他们共同的母亲。后来,范仲淹在妻子李氏去世后,还将几个孩子托与在宁陵的几个弟弟养育。今从《范文正公集••尺牍•与朱氏帖》中他与秀才三哥的信,也可看出范仲淹与朱姓兄弟的良好关系:“三哥秀才:秋凉,希多爱,多爱!”他甚至再三劝戒朱氏兄弟子侄:“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试期在近,少出入,勤笔砚……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相勉苟有心襟,待之未晚。”这种德霈天下的浩然之气,义薄云天的宏大胸襟,为后人树立了孝悌楷模,难怪朱熹感叹说:“范文正公与其兄弟之书,其言近而易知,油然天伦之情。今之士者,得其说而谨守之,亦足以检身而及物矣。”

    七、义庄之设,大爱无疆的崇高风范

    范仲淹幼年身世孤弱,对贫寒困苦的艰难生活有着切身体会。因而,他出于同宗同族的孝悌伦常之思,在救助体恤范姓族人方面,不遗余力。初享俸禄后,他就有《与中舍书》说:“知诸亲属岁荒不易,旋籴米二十石去,请便俵散。”其徙知杭州时,又顺便去苏州,将自己多年积蓄的三千匹好绢散于范姓乡党。他还用自己的官俸积蓄置好田一千亩,作为义田,以所得租米周济宗族贫户,并亲制义田管理规矩(《范文正公集••义庄规矩》)。又置义宅一处,以救助居无房舍之人。还置办义学、义塾,以教授族中儿童。《年谱》记载:“尝语诸子弟曰:‘吴中宗族甚众,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宗族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宗族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故恩例俸赐尝均族人,尽以俸余买田于苏州,号曰义庄。赡养宗族,无间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赡给。”

    这种庇佑贫寒的义庄之设甚至恩及朱姓之家,嘉庆六年《长山县志》卷十《侨寓•范仲淹》记载:“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对此,君倚《义庄记》说:“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

    当初,范仲淹请求复姓的乞表中说“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巧妙引用同姓范蠡和范雎的故事。他在知越州时,有《题翠峰院越相(范蠡)旧宅》诗云:“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云间。千载家风犹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再次表达了对范蠡这位同姓先贤的崇敬。据载,范蠡逃离越国后,更名为鸱夷子皮、陶朱公等,辗转齐鲁行商,富甲一方,“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实际上,范蠡就已经用“义庄”的形式,救助族内贫困无生计者。因此说,范仲淹设立义庄的善举,是上继其先世遗风,同时,又为当世和以后许多官吏、士大夫树立了良好榜样。元祐进士韩贽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嘉定进士袁甫见故乡有人置办义庄,亦曾“买田百亩益之”。“陈德高,东阳人。慕范文正之义,割腴田百亩立义庄,以赡宗族。”仅苏州吴县一地,义庄就多达64家。可见,范仲淹所光大的这种普济生灵,忧患劳苦大众的传统,“精神感召,流行于宇宙者不朽”

    八、结语

    第一,如果仅仅将范仲淹的孝道,狭隘地判定为封建意识的宗法伦理思想,是肤浅的。郭文佳博士认为:“建立于唐末五代世风败坏、礼仪廉耻丧失基础上的赵宋王朝,为重振封建伦常,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策略,崇尚文化,倡导仁孝……在重建封建伦常的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发生了转变,立德济世成为人生价值的首选。范仲淹的人生追求和爱民情结,与北宋特定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极具历史眼光的,也是这一问题的鵠的之论。

    第二,宋人楼钥赞叹范仲淹:“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乐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其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凡有所为,必尽其方。”全面地概括了范仲淹心忧天下,广济苍生,公而忘私,大爱无疆的圣贤人格,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魂。如果仅就其孝道思想的意义而论,这里可套用崔大华先生的名言,“仍在支撑着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

    第三,范仲淹“出处穷困”、“布素寒姿”,不仅有着艰难复杂的生活阅历,而且通过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泛通儒家经典,因而形成自强不息、坚毅果决、通达务实而又“内刚外和”的性格,“学际天人,量扩宇宙,操坚金石”,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说,范仲淹的孝道思想和他完美的“内圣外王”人格是一体的,并不是刻意而为,而是其天性的自然流泻,正如苏轼所言:“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率然而作,必归于此。”用范仲淹自己的话说则是:“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义,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范文正公集•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这仍然是今天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



    []《欧阳修全集•范公神道碑铭》,中国书店1986年出版,上册第144页。

    []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见张寿镛《四明丛书》第三集第二十册。

    []《范文正公年谱》“七年甲寅”条

    [] 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见“古逸丛书三编之五”《范文正公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

    []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页。

    《范文正公年谱》“四年辛亥”条

    《范文正公年谱》“天禧元年丁巳”条

    《范文正公集》卷二《文正公读书堂记》

    《范文正公集》附录《遗迹》

     程应鏐《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嘉庆六年《长山县志》卷十《侨寓•范仲淹》

    《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记》卷二《文正公祠堂记》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

    《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丁卯”条

    《范文正公年谱》:“(天圣)六年戊辰”条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全宋诗》卷二十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221页。

     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

     刘洪生《范仲淹卜葬洛阳万安山探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738页。

    《范文正公集•尺牍》卷下《与中舍书》

     嘉庆六年《长山县志》卷十《侨寓•范仲淹》

     黄宗羲《宋元学案•高平学案》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史记•货殖列传》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忠孝”

    《宋史》卷四零五《袁甫传》

    《浙江通志》卷一八九

    《范仲淹史料新编•重修文正祠堂记碑》,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郭文佳《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序》

     崔大华《儒学引论•自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记》卷四《长白山范文正祠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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