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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与对话

    韩坤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即面临着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在佛教初传之际的儒佛论争中,佛教被称为“无君无父的宗教”,遭到了儒家伦理卫道士的极力排斥。早期佛教的弘传,一是通过格义式的迻译佛经的方式,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理念来比附佛教教义,以适应中国人重孝道的的思考方式和伦理观念,消解二者明显抵牾之处;二是通过变造伪经的办法,将印度佛典进行剪裁、删改或重新撰述,创设新经,以达到宣孝和弘教的目的,这些做法虽背离了印度佛教本义,但却为中国广大世俗信众所乐于接受,从而使佛教取得了深厚的信仰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得以迅速传播。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民族,在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中心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其中,孝道思想是支配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历来被视为百行之先、为德之本,浸透在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植于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共有心理特质。

    儒家以仁、义为本,而孝又是仁义之本,人伦之公理。儒家经典《孝经》认为,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认为孝是天地自然规律的体现,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准则,也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百姓伦常中的最大罪恶也是不孝,重孝道成为了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独特身份标识。可以说,正是孝文化塑造出了国人独特的东方人格结构,形成了一种上自天子、下至黎民代代相传的人文精髓,是中国人伦理念的源头和出发点。

    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遣使迎请西域高僧竺法兰、摄摩腾至洛阳,后二僧于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佛教之始。[①]

    佛教作为一种异质的外来宗教文化,从其传入中土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与儒家孝道伦理相协调、相契合,并使自己的思想儒家化,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与世界其它诸大宗教相比,佛教的最大特点便是经典弘杂、教法精深。大藏经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不但数量庞大,而且义理丰富,历来是研究佛教的重要依据。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之争和佛教经典传译活动入手,探究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调和与融会。

    一、佛教初传之际的儒佛之争

    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佛教和儒家孝道思想始终存在着冲突与对话两种交涉机制。总体而言,儒佛对话是历史的主流,冲突的激化只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三武一宗灭佛)偶有发生。可以说,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这与佛教的本土化策略密不可分的,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与儒家伦理的会通,尤其是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吸收。

    汉晋初传之际,佛教就开始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接触、相适应的过程。佛教因与华夏伦理传统严重抵牾,故常被斥为“无君无父的宗教”。如托名南齐贵族张融所著的《三破论》就称,佛教入国而破国,“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入身而破身,“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弘明集·灭惑论》卷八)。这里指责佛教使人削发为僧、不娶妻生子、剔发易服,严重违背了儒家所主张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的基本伦理规范。依此《三破论》的观点,若使佛教流布中国,则有导致华夏大地“孝道顿绝”的危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论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佛教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接受、融会并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在儒家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佛教理论受到了儒家学者的猛烈抨击和抵制,其诘难的核心之一就是认为佛教不讲孝道。孝道思想乃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然而佛教的一些戒律仪规却与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剃发出家、辞亲割爱、弃妻绝嗣等行为,往往被冠以“不孝”的莫大罪名,成为儒佛之争的焦点问题。在这样的困境中,与儒家文化融会和汇通,就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生长的惟一契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儒家的妥协和会通主要体现在对儒家孝道思想的主动吸收和自我改造上。

    二、“格义”迻译

    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二者具有迥异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观念。印度佛经传入汉地后,须由梵文译成汉文,以便流传。但是,如果把印度佛典中的伦理内容按原文译出,就必然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民族心理严重抵触,从而失去自己的立足点。早期的汉译佛经主要由西域或印度来华僧人完成,他们大都精通中国文字和文化,非常聪明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和理解,译经家在翻译过程中发明了“格义”迻译法,以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为依附,用中国固有的文化范畴和传统理念来比附佛教的教义,对原文进行必要的选、改、节、增,甚至不惜采用删改等手段,以使译文不违背中土流行的道德观念。

    在孝道方面,印度佛教认为,人受因果报应决定,今世是前世的“业”报,父子关系是无常的,只是短暂的寄住关系,甚至认为在往世的六道轮回中,一切众生都可能互为子女父母,现世众生与父母也难分亲疏。因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根本不存在中国二十四孝式的“愚孝”理念。在父子关系上,印度佛典中母亲的地位高于父亲,表示双亲时采用“母和父”的语序,佛典中所有的名字也都是子随母性。印度佛教的这种家族观念是和中国父系家长制相对立的,因此在汉译佛典中,提及双亲的语序全部改为“父和母”。

    印度佛教中这种“不拜父母”的思想成为佛教传入之后生存发展的最大理论障碍。为了适应中国国情,早期译经家在译经时对佛经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对部分原文不仅删而不译,甚至还无端添加了体现父母权威的语句。如汉译《长阿含经》卷十一《善生经》中就比原本增加了“凡有所为,先白父母”、“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长阿含经·善生经》卷十一)等语句。另外,《善生经》体现佛教“中道”精神,记载了子女对父母之五事、弟子对师长之五事、妻子对丈夫之五事,同时也对应记述了父母对子女之五事、师长对弟子五事、丈夫对妻子之五事。汉译后却消解了印度佛典的原貌,仅强调子对父、妻对夫、徒对师的单方面义务,而淡化处理了后者,充分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下的三纲五常观念。

    另外,在迻译佛经中,还出现了许多与印度佛典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的佛教孝亲故事,如释迦牟尼上天说法报母恩,目连、地藏菩萨地狱救母等。南北朝以降,佛教甚至还根据汉化教理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慎终追远的丧祭民俗,即所谓水陆道场、超度亡灵等等。但是,这种做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儒家孝道伦理的需要,使佛教迅速取得了广泛的信众基础,在南北朝时期就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另一方面,这也完全违背了印度佛教的本义和初衷,渐使佛教流于巫魅迷信,导致了明清以来佛教自身的衰微。

    三、变造伪经

    两晋以降,为了使佛教能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迫于世俗伦理重孝思想的压力,佛教学者大量造作了重孝的经书,中国佛教史上先后出现了许多宣扬孝道伦理的疑伪经。据隋彦琮《众经目录》卷四记载,当时的疑伪经已达209部之多。这些伪经或是在真经的基础上编造而成,或凭空杜撰,有些伪经的内容虽有杂经作为依据,但经题是自编的。这些疑伪经将印度佛典按照编撰者的意图进行剪裁、删改或撰述,以达到融儒入佛的目的。但是,这些经文不仅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支持,也为广大世俗信众乐于接受,得以广泛传播。

    一般认为,这些疑伪经大多撰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依循中国固有的伦理观念和文化传承,宣扬忠孝思想,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下面简述几部影响较大的疑伪经:

    (1)、《佛说父母恩难报经》。该经托名后汉安世高译,魏晋时已流行,收大正藏第16册No.0684。该经是佛教传人中国后,第一部以宣扬孝道为主旨的经典。

    经中说,“父母于子,有大增益,乳哺长养,随时将育,四大得成,右肩负父,左肩负母,经历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无有怨心于父母,此子犹不足报父母恩。若父母无信教令信,获安隐处。无戒与戒教授,获安隐处。不闻使闻教授,获安隐处。。……如是信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教信法教授,获安隐处。诸法甚深,现身获果”(《佛说父母恩难报经》)。

    按此经意,父母恩重如山,即使用双肩负父母,经历千年,也难报此恩,唯有劝父母敬信三宝,才能“现身获果”,得到福报,才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报答。在这里,明确把报恩、福田功德、因果报应三者相结合,视劝亲信奉佛教为子女孝道的最高体现,使“报恩”思想成为了佛教孝亲观的出发点和根基。这种“报恩”论对于佛教渗入中国民众心中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2)、《大方便佛报恩经》:该经托名汉支谶译,六朝时期出现,收大正藏第3册No.0156。本经集录本生、因缘故事20多则,但这些故事大都散见于《贤愚经》、《杂宝藏经》、《菩萨本行经》等著名经典,可以说该经是改写、增删和纂辑上述各经有关经品而成。

    该经主要宣扬父母恩重,必要时子女应以生命为代价去报恩。该经第一卷名为“孝养品”,记述了佛陀的过去世前身须阇提王子,在国家危难之际,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故,割身肉济养父母的故事,旨在强调孝养父母的难行苦行。敦煌莫高窟第31、148、296窟都绘有此题材的须阇提本生故事画,以生动逼真的故事情节和简洁的画面,塑造了一个难舍能舍、以身肉救济父母困厄的佛教孝子典型。

    (3)、《佛说孝子经》。译者佚名,西晋时出,收大正藏第16册No.0687。此经是佛教为了迎合儒家孝道伦理思想,由中国僧人集录、编撰而成。

    按经中记述,佛与弟子讨论了何为真正的孝行。“世尊曰:‘子之养亲,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乐众音以娱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两肩荷负周流四海,讫子年命以赛养恩,可谓孝乎?’诸沙门曰:‘惟孝之大莫尚乎兹。’世尊告曰:‘未为孝矣……’佛告诸沙门:‘睹世无孝,唯斯为孝耳,能令亲去恶为善,奉持五戒,执三自归,朝奉而暮终者,恩重于亲乳哺之养无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亲者,虽为孝养,犹为不孝’”(《佛说孝子经》)。

    可见,报恩之行,若仅满足父母口腹耳目之需,甚至两肩荷负之,周游于四海,亦非孝子之行,而使父母去恶为善、皈依三宝、奉持五戒,才能真正的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才是真正的孝行。

    (4)、《佛说盂兰盆经》。该经托名西晋竺法护译,两晋时期已流行,收大正藏第16册No.0685。该经是依据印度佛经中有关佛祖大弟子目连救度饿鬼的记述而编造的一部伪经,也是佛教融合儒家孝道伦理的产物。

    “盂兰”为梵文音译,意为“救倒悬”。此部经典叙途了释迎牟尼的弟子目连得到六神通后,用天眼通发现亡母在阴间如处倒悬,成为了堕入阿鼻地狱受苦的饿鬼,饭食入口即化为火炭,痛苦异常。目连受佛祖指点,于夏历七月十五日即僧众自恣日,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憎众,仗众憎的威神道力,终使母解脱倒悬之苦。

    据《佛祖统记》卷37载,中土自梁武帝起,就已经有“盂兰盆斋”,后世广为流行,寺院在此节日期间,举行施斋供僧、诵经法会、水陆道场、放焰口等大型宗教活动,盂兰盆节成为佛教的重要节日之一。由于目连救母故事与中国传统孝道伦理和祖先祭祀理念契合紧密,使传统的孝道战胜了佛教的轮回报应,唐宋以来被改编成为戏剧、小说、变相文等多种文体,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

    统言之,这些疑伪经虽然大都是由中国佛教学者伪造、变造而出,但并不影响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反而对于佛教的弘传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这些融会儒释的佛教经典的出现,是佛教本土化的典型产物。综合而言,这些疑伪经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方面,疑伪经大都宣扬戒杀好生、慈悲为怀、因果报应等佛教基本教义,适合中国人的价值口味,为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经典依据与思想基础,使佛教从仅流传于上层社会的学理型“精英佛教”转向深受民众喜爱的生活型“民俗佛教”,从而取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西来之异教,佛教本外在于世俗日常生活,然而随着中土佛教的传播,却逐渐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南北朝时期,这些疑伪经的流布,在社会上的形成了一种信佛追福之风,通过佛教法事,斋会、荐福、超度先人。佛教借助六道轮回说、福报说等理论,首先在子孙与先辈关系上打开缺口,使子孙为慎终追远计,求助于佛法,这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习惯,使佛教广泛地普及到庶民社会。同时也说明在佛教影响下,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方式已经变迁,佛教已经成为人们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疑伪经积极吸收儒家忠孝理论,增强中土佛教本身的伦理教化功能和价值取向,在这里,孝道思想成为了儒佛两种文化会通的契合点。在疑伪经中,大都塑造了极为生动和感人的孝亲故事和孝子典型,这无疑是儒释融会思想的产物,而非印度佛教的原貌。这种“中体西用”的做法既达到了教益与启蒙世人的淳化作用,也达到了宣传佛教的目的,因为佛教孝子孝行的归宿就在于皈依佛教。

    应该指出的是,从第一部讲孝道的佛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到北宋契嵩的《孝论》,这一发展过程正是佛教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孝论》的产生,标志着佛教伦理本土化的完成,标志着佛教最终实现了与儒家思想的融会,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成功扎根于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究其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方面,汉魏两晋之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两汉经学经过谶纬经学的扭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失去了指导社会生活的价值。其时,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清谈玄理。在这种大环境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恰好为士人提供了全新的心灵归宿之地。佛教东来,般若性空之学甚契玄学,故而在士大夫精英阶层出现了一种援老入佛的玄学化佛学,并蔚然成风。

    另一方面,其时佛教的弘传,主要应该归功于佛教对儒家仁孝伦理的主动吸收和对印度佛教原貌的自我改造。这种主动的调适,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便已开始。汉晋之际,来华的西域僧人对中国内地盛行的神仙方术多有钻研,僧人神异事迹频出。据梁《高僧传》记载,西晋来华高僧佛图澄能以神通彻见千里外,又善医术,能治痼疾,深为普通民众所崇拜。佛教更重要的调适,体现在迻译佛典与变造伪经上,为了与中国本土根深蒂固的孝亲思想相适应,把庶民百姓拉入到佛教阵营中,中国佛教学者改造出许多与“孝”有关的佛教经典。同时,编撰大量阐述孝亲观的论著,如三国时康僧会就曾著《六度集经》。这种妥协加会通式的策略,极大地拓宽了佛教的生存空间,使民众对佛教的态度由排斥到接受,并使佛教成功融入庶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植根于世俗生活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信仰归宿,并成为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而言之,通过援儒入佛,佛教成功开辟出一条融通中外化解纠葛的别径,通过把孝拔高到最高德行的层面,以孝道为核心,以孝为戒,孝戒一致,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最终形成了以重孝为民族特色的中国化佛教。

    汉晋以降,佛教与儒家共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佛教中的孝道思想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孝文化的内涵。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对其合理价值和优秀理念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弘扬。

    [①]中国佛教主要分为汉传和藏传两大系,本文所论佛教特指汉传佛教,即中土佛教,不涉及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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