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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孝道文化的社会普及与极端化趋势

    作者简介:展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

    尊敬长辈、孝敬父母,是人类生存发展、繁衍生息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代代相传,赓续不绝的传统美德。先秦秦汉时,对高年老者时加存问,赐以酒肉、米棉,并对家有老者的罪犯予以赦免。隋唐时,宴请耆旧,颁赐粟帛,甚而“给民百岁以上侍五人”[①]。金元时,养老礼制既带有传统风格,也颇具民族特色,如对女真老人赐帛酒,对蒙古高年赐绘帛,对州县耆德给予旌表,免其杂役。承历代旧制,朱明王朝敦行孝道,推扬“孝者,百行之原”[②],“人君为治,必本于孝道”[③]等伦理准则,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敬老的保障制度。对此,学界研究已多[④],但对于明代独具意蕴的孝道文化,迄今论者尚少。有鉴于此,本文拟围绕明代“以孝治天下”[⑤]的治国理念,对其孝道文化的社会普及、极端化趋势等重要问题予以探讨,以期进一步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孝道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特点,并为当前的养老制度和敬老观念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鉴戒和启示。

    一、孝道文化的社会普及

    孝道是维系人伦道德的重要基础,而养老敬老又是统治者兴孝道、行教化的基本手段。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大都注重对孝道文化进行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宣扬和普及,而且更为注重孝道在民间的具体实践及其产生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明建国伊始,太祖朱元璋即视孝为“风化之本”[⑥],“古今之通义”[⑦],“帝王之先务”,认为“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⑧],充分肯定了普及孝道在治国安民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基于这种认识,终明一代极为重视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社会普及和道德宣教,使孝义观念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明朝统治者对孝道文化的普及既有礼制形式的严肃规范,也有训谕形式的通俗宣教。就前者而言,太祖初定天下,即定敬老礼制,规定:天下臣民“奉祖父母、父母之祀”[⑨];男子及冠,要“拜父母,父母为之起”[⑩];士农工商平居相见,或宴会谒拜,“幼者先施,以长幼序坐次”;子孙弟侄甥婿见尊者,学生见师傅,须“行顿首四拜礼”;凡子孙之于祖父母,“每旦必诣前肃揖”;[11]将《二十四孝诗选》编入童蒙书。[12]这些具有“祖训”意义的敬老礼制,正式树立了明代孝道的伦理权威,将从皇帝到庶民的各个社会阶层普遍地纳入了尊孝、行孝的社会规范当中,强制性地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敬德保民,以达到风俗醇厚,家室和平的目的。

    在礼制规范的同时,明朝统治者也注重通过训谕等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普及孝道文化。洪武年间,太祖亲订《教民六谕》,要求人们“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13]。《六谕》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家训、乡规的制定影响甚大。许多家训、乡规中都规定子弟家人要恪守《六谕》。时人高攀龙在《家训》中说:“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沉罪过。”[14]姚舜牧在《药言》中也叮嘱家人,“凡人要学好,不必他求”,只要恪遵《六谕》即可。东明知县张福臻在《乡约告示附》中讲到:“为申明讲乡约之法,以教民为善事,照得圣谕六言……如听讲孝顺父母,即往身上想想,我有父母,我果孝顺否,如听讲尊敬长上,即往身上想想,我有长上,我果尊敬否。”[15]此外,一些家训根据《六谕》写入劝孝内容,并通过歌谣形式将行孝的缘由娓娓道出。如《夏津黄氏家训》后附有劝孝歌:“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知父母恩,何殊生枯木。十月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饮母之血,饥餐母之肉。儿身将欲生,母身如杀戮。父为母酸心,母对父啼哭。惟恐生产时,身为鬼魅属。一旦见儿生,母身喜再续。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抚鞠。母卧湿簟席,儿眠乾茵褥。儿眠正安稳,母不敢申缩。全身在臭秽,不暇思沐浴。横簪舆倒冠,形容不堪录……。”[16]凡此,可见当时《六谕》所宣教的孝道思想已被社会广泛遵守和奉行。可以说,明朝的孝道教化已经从偏重于哲理式的说教,变成了具体的行为教育,表现出通俗化的发展态势。

    明朝统治者不仅把孝道纳入制礼作乐、攻心劝谕之中,还通过旌表、立祠、选官、减刑等途径,倡导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养老的社会氛围。如对行孝的褒扬,奖赏者有之,升官者亦有之;对犯错孝子减刑赦免,出现了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政治现象;在教育、科考中宣扬忠孝思想;将“孝”作为选任、考核官员的标准,“举孝弟力田者,升以显秩”[17];旌表孝子节妇[18];为历代孝子立祠祭祀;实行乡饮酒礼,宣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官员父母年七十,即可移亲侍养,父母去世,则“不待报许即去官”。[19]甚至在赋役当中也贯穿着推扬孝道的旨意,洪武时期规定:免除六十岁以上老人的赋役,对于年龄在七十以上者,则许一子侍养,免其差役。[20]继之,永乐时扩大了保障范围,年七十以上及身体残疾者,准许一子侍养;不能自存者则由政府予以赈给。天顺时又强调,“凡民年七十以上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每岁给酒十瓶,肉十斤”[21]。这些制度性规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代养老保障的人文关怀,客观上有利于弘扬孝道文化,营造一个崇尚孝道、践履孝行的社会氛围。

    与此同时,一些儒士文人亦以更加普遍的方式参与了对孝道的宣传和普及,他们通过撰写家训、乡约及劝孝诗歌,使得孝道文化以更加通俗显明的方式流播于民间社会。以心学大师王守仁为例,他制定和推行通俗易懂的《南赣乡约》,劝教民众履行尽孝义务,其谓:“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22]此类乡约的推行,不仅使民众“各安生理,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23],也使民众具有合乎统治者要求的人格,成为“良善之民”,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爷,谦和以处乡里”。[24]莘县教谕李璞有诗亦云:“温情无缘色养违,临风长泳蓼莪诗,诛茅结构胝连掌,攀树哀号血满衰,飞鹤来巢还作伴,啼鸟绕墓亦从悲,如何父老空惆怅,太史无文为勒碑”[25]。此类独具意蕴的诗歌,通过描述孝行孝事,反映了儒士文人作为传统社会的话语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孝道的宣扬者和践行者。

    总体上,明朝普及孝道文化的方式契合于广大民众的生活和心理,为传统孝道文化的推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产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表现出一个文化建构与文化动员的过程。同时,明朝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践履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把孝道训教推向了普遍化、大众化发展的新阶段,朝廷孝治施政也由此具备了广泛的民间社会基础。

    二、孝道文化的极端化趋势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伦理根基,也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处于“百善孝为先”的领导地位,而且还具有祖先崇拜、尊祖敬宗的人文宗教意义,具有珍惜生命、延续生命的哲学意蕴。但经过历代统治者对孝道的不断地封建专制化,使其逐渐走向极端化甚至出现愚忠现象,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基础。在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传统孝道文化的政治化、工具化和极端化趋势尤为鲜明。

    宋明时期,理学大昌,成为中国近世的主流社会思潮和官方指导思想。以孝道而言,理学家所昌扬的“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26];“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观点,成为传统孝道文化走向极端化的直接理论根源。在明代,不孝敬祖父母、父母的,不仅要遭到舆论谴责,而且要受到法律制裁。当时,理学家的孝道说教理论不仅被具体化为家庭生活准则,而且上升为制度化的法律规定,如《大明律》规定: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27]甚至把“不孝”列为“十恶”之一,“凡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28]。

    “亲丧之礼”是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须遵守的伦理之礼。明朝对丧礼的规定,可以说是孝道极端化的最直接体。当时,从皇帝到庶民的丧礼都有明确规定,父母死后,要有哀戚之情,悲恸之情,“凡百臣子父母之丧,俱令守制三年”[29],任何人都不得违规,否则便是不孝;操办丧失时,也不得奢僭犯分,夸耀殡送,“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否则要以罪论处。同样,若子女对父母的身后之事处理不当,也将被视为违礼不孝而受到惩罚。据《明史·礼志》载:“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这些基于礼仪教化和专制统治而将孝道义务制度化、政治化的趋势,是明朝孝道文化走向极端化趋势的突出表现之一。

    明廷对孝道义务的强制性规定,渗透于社会民间,成为广泛的社会意识,“天子行养老之礼,则下人化之,虽以乡里间巷之间,莫不以齿序为尚也”[30],“诚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君者也”[31]。在家庭关系中,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话须言听计从,如若不然,即被斥为不孝。明代的家训族规中,大多有“孝父母”一条,其核心内容都是要求子孙对长辈于要绝对孝敬,绝对顺命。人们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庐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32]。如:乌程《温氏家训》说:“凡子弟,每事一廪于所尊,便是孝弟。”[33]义门《郑氏规范》中的很多内容也与孝相关,诸如规定在物质上赡养父母,在礼节上尊重父母,父母过世要悲痛守孝等。现在看来,这些规定尚符合人之爱敬善性,是自然人伦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为子者应该履行的天经地义的义务。但明代的孝道义务并不仅限于此,此期的孝道义务已被定义为不分是非曲直的绝对听命和盲目顺从,父子关系被定位为统治和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诚如时人魏禧所言:“父母即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34]这种言论是君主专制和父权专制的产物,“父为子纲”等封建教条逐渐衍化成为“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婚姻大事父母之命”[35]等一系列更加极端的蒙昧主义说教,具有典型的封建专制性。它要人们绝对地服从父母权威,只许遵循,不能违逆。这种绝对的权威主义以牺牲个人权利甚至生命来绝对服从君父,必然在精神上扼杀个性,在肉体上消灭个体,因而是愚昧而专制的。

    孝道是稳定社会和保障秩序最重要的力量,在明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已经转化成为非常具体的实践措施或颇具规范的制度化原则。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以孝为核心精神的传统礼教是以专制主义为首要价值取向的,“长幼有序”是以孝为本,“君臣有义”是以忠为本,忠孝有常,才可以统治永固。[36]为了将忠孝必然地联系起来,明朝统治者强调在下的臣子、晚辈对在上的君父尊长尽忠尽孝的责任,并极力推广孝道的教化意义和政治价值,由父母之孝,演绎成五伦之孝,推家及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使天下人安于等级范围内,顺从其统治,以稳固宗法礼教制度。

    三、孝道文化中的“愚孝”现象“尊敬先世,人之至情”[37],在血缘伦理笼罩下的古代中国,孝道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驯化民众的政治文化,历代统治者倡扬孝道,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而弘扬孝道,以孝化民,提高民众孝德素质及行孝意识,则是“孝治”施政的基础。在明代,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在孝道文化中更进一步溶入了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使孝之义务规范与实践更趋片面化、绝对化,过激愚昧的“孝行”,绝对顺从与愚昧献身的“愚忠”现象时有发生。

    明初时,历史上出现的割股、卧冰、挖肝等“愚忠”行为依然存在。如洪武时期,华亭人沈德四,“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已而,祖父疾,又刲股作汤进之,亦愈”。上元人姚金玉、昌平人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人同被旌表。[38]此后,刲股、卧冰、挖肝等行为一度被明太祖斥为“愚昧”。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山东守臣上报:“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胁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39]当地官员还按旧例上报朝廷请求旌表。明太祖闻报大怒,不但未予旌表.反而杖其一百,遣戌海南,并说:“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冰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40]此后,明太祖采纳礼部尚书任亨泰的建议,进一步重申:“凡割股或致伤生,卧冰或致冻死,自古不称为孝,若为旌表,恐其仿效,通行禁约,不许旌表。”[41]旌表孝悌是直接由天子赐予的一种崇高荣誉,代表最高统治者对被旌表者行为的一种高度评价和特殊表彰。因此,一旦被朝廷旌表,其行为模式便必然为社会所认同和推崇。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太祖禁止旌表割股等愚忠行为,无疑是明智之举,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英、景以还,即割股者亦格于例,不以闻,而所旌,大率皆庐墓者矣”[42]。

    然而,由于传统家族本位制根深蒂固的存在,极力鼓吹封建孝道,摧残子辈肉体,压抑子辈个性,贬抑其人格仍然是社会上下的一致理念和一贯做法。因此,洪武以后,现实社会中的“愚孝”现象依然不绝,并受到朝廷的奖赏和旌表。如永乐间,江阴人徐佛保等人,就曾以割股等受到明廷的旌表。[43]当时,此类孝义行为被视为一种美德,人们互相攀比,勇作至孝,于是孝义行为开始向畸形发展,产生了更多愚昧、残忍的行为,很多人为了疗父母之疾而自残肢体,抑或杀子祀神,甚至为了尽孝道,竟随父同死。如:洪武时,吴县人顾琇者,母殁,“水浆不入口五日,不胜丧而死”[44]。静海卫人向化,父堕海死,“化号泣求尸不得,亦投于海”[45]。英宗时,河州人周敖,“闻父死,哭奔归”,到家后竟“以头触庭槐”而死。[46]不仅如此,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许多“子代父死”的愚孝行为。如常熟人宗济,其父兄并有罪,吏将逮治。宗济对兄说:“事涉徭役,国法严,往必死。父老矣,兄冢嗣,且未有后,我幸产儿,可代死。”乃挺身请代,竟斩于市,年二十二。[47]新昌人胡刚,洪武初年,其父以逃役当死,胡刚哀号请代,诏宥其父。[48]孝顺是人的本性,“子代父死,情固可嘉”,但毫无原则的片面行孝,无疑是荒谬而不可取的。此外,传统谏父母之过本为尽孝应有之义,而此期则流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等绝对化教条,谏诤之说荡然无存。在此情形下,原本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反而成为束缚人性甚至摧残生命的教条,孝道之义被无限发挥,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道德规范和精神力量。

    由于明代统治者对“愚孝”之举多持肯定态度,儒士庶民对其也赞许有加。但无论是国家的旌表还是来自民众的赞赏与躬行,都是为了营造一个“一人孝而众人皆趋于孝”[49]的社会氛围,进而达到“扶树道教,敦厉末俗”[50]的目的。当时,为了有效宣扬孝道,并使广大民众接受和信服,明人观念中的孝行往往被赋予了某种神秘力量。如河南南乐县人康祥,“母患风疾,祥斋祷於神,母疾愈。继患疮癣,祥又祷愿以身代,忽徧体皆癣,毋疮遂痊”。[51]山东冠县人陈勉,“父没,庐墓植树种瓜,遇风雹,惟勉树瓜无损”。[52]湖广江夏县人周玺,“母没,庐于墓,侧有慈乌入庐,猛虎绕墓”。陕西泾阳县人赵穟,“亲没,庐墓,时有乌鹊旋绕,狐兔依居”。[53]郯城儒学生郭秉,“父丧,庐墓负土成坟,疾风大雪,墓旁草木禾稼无损,表其曰孝行”[54]。在明人看来,孝道既然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行孝自然会得到天地鬼神的感应和保佑。随着此类颇具神秘色彩孝行与普通民众的信仰相融合,其较之国家的强制性规范更有利于普及和宣传,一旦某个家族或者个人的孝行为世人所知,就会产生很大的舆论反响,诸如“闻者陨涕”、“人称其孝”、“乡党称孝”等等。由此,“愚孝”行为的示范作用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全民竞相追慕仿效的最高道德行为。

    总体上,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越到封建社会后期,人们的孝悌意识就越强,孝道规范对人的禁锢也就越严。明朝统治者大力宣扬孝道,表彰孝行,推行孝治,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以伦理道德适应政治需要,以“孝”愚民而维持封建统治。当时对孝道文化的普及和宣传,不仅促进了明王朝自身孝道观念的强化,形成了全民讲孝行孝的浓厚气氛,而且把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发展,推向了“愚孝”的历史高峰。知古而鉴今,溯源而知流,如今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就应采取兼容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客观认识到于孝道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一系列符合人之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的规范和方式,努力营造一个尊老尚齿、敬老尊贤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这对于新时期构建和睦家庭,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作用。

    [①]欧阳修:《新唐书》卷二《太祖本纪》二。

    [②]《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五“景泰四年十一月己卯”条。

    [③]《明世宗实录》卷四十三“嘉靖三年九月丙子”条。

    [④]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兴亚《明代的老年人政策》,《南都学坛》1994年第4期;邱仲麟《不孝之孝——隋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考察》,《明代研究通讯》1998年第1期;周桂林《论朱元璋兴孝以行养老之政》,《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林金树《明朝老年政策述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秦海滢《传统孝文化的传播与外延——以明代山东为研究对象》,《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周荣《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赵克生《老吾之老:明代官吏养亲问题探论》,《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

    [⑤]《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洪武三年二月壬戌”条。

    [⑥]娄性:《皇明政要》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

    [⑦]《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条。

    [⑧]《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二“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丑”条。

    [⑨]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二《礼志》六。

    [⑩]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四《礼志》八。

    [11]《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洪武五年三月辛亥”条。[12]罗汝芳:《罗明公文集》卷四《临川傅母官孺人墓志铭》。

    [13]《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五“洪武三十年九月戊辰”条。

    [14]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家训二十一条》。

    [15]《高密张氏族谱》,民国十三年(1924年)石印本。

    [16]方学城、梁大鲲:《夏津县志续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86影印本。

    [17]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七十三《孝义》。

    [18]史载:“国初凡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闻,即与旌表。”(《大明会典》卷七十九《旌表》)英宗时期,诏“民间同居共爨五世以上,有司勘报,予以褒赐”。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十一规定:民间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乡党称其孝友者,有司取勘以闻即为旌表。(《皇明诏令》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嘉靖三年(1524年),又下诏:“已旌表年及六十的孝子,冠带荣身”。(《大明会典》卷七十九《旌表》)

    [19]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七十三《孝义》。

    [20]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九《旌表》。

    [21]《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六“天顺二年正月辛巳”条。

    [22]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南赣乡约》。

    [23]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告谕新民》。[24]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书》。

    [25]吴宗器,等:《莘县志》卷八《题赵全孝子庐墓》。

    [26]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

    [27]《大明律》卷二十二《刑律一》。

    [28]《大明律》卷二十《刑律三》。

    [29]《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三“成化十八年正月乙未”条。

    [30]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九《崇教化》。

    [31]罗伦:《一峰文集》卷一《奏疏》。

    [32]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序。

    [33]温璜:《温氏家训》,《学海类编》本。

    [34]余荣根:《儒言治世——儒学治国之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35]《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洪武元年十二月癸酉”条。[36]《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七“洪武十六年十月乙未”条。

    [37]《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条。

    [38]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一。

    [39]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一。

    [40]《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乙巳”条。

    [41]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序。

    [42]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一。

    [43]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一。

    [44]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一。

    [45]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一。

    [46]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孝义传》二。

    [47]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义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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