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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信孔夫子  又信马克思(中·续)

    既信孔夫子  又信马克思(中·续)

     

    ——学习、讲授、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若夫[1]

     

    1959年人民大学哲研班毕业回到河南大学任教、1978年调河南中医学院、1985年调省委讲师团至1992年年底退休,我一直从事自己所热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二十多年中,我亲历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文革”十年动乱、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我们国家逐步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上。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能更好;反过来说,大家每个人好,民族和国家才能更好。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和应有的贡献。作为哲学工作者,学习、讲授、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的责任、义务;作为炎黄子孙,早年读孔孟之书、信仰孔夫子的我,必须以儒学文化精华和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虽有艰难困苦,虽需爬坡过坎,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学习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9年人大哲研班毕业回到郑州,在花园路口一个商店门口遇到河大读书时教我们俄语的丁一英老师。他时为已调到郑州大学任校长嵇文甫先生的秘书,知道我人大哲研班毕业、家属在郑州,就动员我到郑州大学任教。我以自己是河大送去读研、理应回到河大工作为由婉拒。我所以宁肯忍夫妻异地之苦不去郑大,重要的原因是我有很深的河大情结。河大是我的母校,那里有老师同学的关心和支持,更有利于我当个合格的哲学教师。之后近20年的经历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开学后我到河大政治理论教研室报到。同时报到的有毕业于北师大、华东师大的本科毕业生和人大读研毕业的李炎卿(哲学)、谢华文(政治经济学)和陈栋成(国际共运史)。当时正反右倾,学习讨论时有人提出,报纸上登的小麦亩产7300斤不可能、不可信。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志却说,那是人民日报登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不相信人民日报就是不相信党中央。可见当时“左”倾思想之盛、浮夸毒害之深。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我也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与李炎卿(读河大本科时他学历史,我学中文,后同入人大哲研班)同署在学报上发表。

    那时我同许多青年人一样激情澎湃、头热脑胀。学校要组织政治、教育、体育三个直属教研室的教师到农村劳动锻炼。当时我认为这是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反复要求参加并获准。其实,在人大读研时我已下乡一年,参加过劳动强度很大的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为在1958年汛期到来之前建成十三陵水库,北京市和中央机关动员各方力量参加。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工地参加过劳动。我们和昌平县沙河镇东三村的青年农民一起,住在离工地18里远的龙山。每天劳动8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吃点玉米面窝头。大坝工地少见大型机械,全靠人们肩挑两个脸盆大的两个小筐来回跑着运土。十冬腊月,穿着毛衣秋裤还大汗淋漓。休工后穿上棉衣,躺在工地边的斜坡上,腰酸腿痛,全身僵硬,半个小时后才慢慢舒缓过来,再拖着疲惫的双腿走18里路到住处。这是我一生中强度最大、最有意义、印象最深刻的体力劳动。回河大还要求下乡劳动,实际上是一种“左”的片面性。这次下乡,确实成为一次同农民一起忍饥挨饿的亲身经历。

    这次下乡是到开封县陈留公社五里寨农场(大队)。这里出了个王姓省级女劳模,选此地可能是奔着她来受教育的。这个农场是大集体,以种棉花为主,也种粮食作物。我们去时是秋收季节,白天劳动,晚上加班,二十多人包括教育、体育教研室五十多岁的老师,都住在一个没有隔间的大仓库里。下乡劳动锻炼的负责人是教研室党组织的领导,因学校工作需要经常不在农场,实际上是陈栋成和我负责。我们当时还是共青团员,也勇于承担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除了与场方协调劳动任务并参加劳动外,下乡同志内部服务工作还需要做,感到很累很饿,最后累得坐着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肚子饿是一种很难忍受的生理要求。农场实行食堂制,由于严重缺粮,每顿食堂供应的是二三两重的馍和照到人影的稀汤。因为饥饿难忍,有的青壮农民收玉米时把生玉米粒嚼嚼咽到肚子里。我也在收红萝卜时吃过生红萝卜。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张发亮拔冬瓜秧时把一些比鸡蛋大一点满身是毛的冬瓜蛋擦去茸毛吃到肚子里。当时收了很多红萝卜,却没有分一部分给食堂让大家充饥,是否被调拔出去记不清了,(1958年我回老家,亲眼见到我村生产的红萝卜被一车车无偿调拔出去)但却清楚记得王劳模召集农场社员开会批判李场长瞒产不报,私心大重,不像党员的样子。当时是上报的产量越高,国家收购越多,生产队当然留得越少。我曾参加食堂工作,担任给劳动力送饭到田间地头的任务。剩下的菜馍我很想吃,终于克制住自己,不该吃,也不能吃。1966年在通许县参加农村四清时,生产队为麦场上社员加餐吃馒头,社员劝我也吃,我还是一口不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直到“文革”结束,我同全体中国人一样,就是想往嘴里多塞点可吃的东西,只想吃饱肚子。在河大曾有教师在窗外开出一小片地,撒上苋菜籽,苋菜叶长成后摘下放在暖水瓶里,冲开水焖熟,倒水捞出撒点盐吃。我也曾在房头开一小块地,种出指头粗的红萝卜与一位既是同事又是同学共享。好在城市人口还有定量供应,教师每月28斤粮,细粮只有四五斤,其余为粗粮包括红薯面,半斤油,一斤肉。营养不足,好多人浮肿,腿上一按一个白坑。政府对我们尽力予以照顾,给浮肿者发点黄豆和红枣补充营养。可能是1963年,开封市政府给河大教师每人发一张票,凭票在市内指定餐馆吃一盘肉菜和两个馒头。我因是青年教师,票是南关西南部一家餐馆发的,从河大到那里来回要走近30里路,才能吃到这顿交费的美餐。这期间,火车站免票供应馒头、包子,凡是坐火车总排队买点。直到1972年,河大组织政教、中文两系部分教师到巩县(巩义)搞教改,在巩县二中为全县培训教师。我从郑州坐火车到巩县,妻子张慈寒要我多带点钱备用,我说同事会把我的工资带去,未接受。买票上火车后,车上卖面条每碗一角五分。我很想买一碗吃。翻遍所有口袋只有不足一角钱,但却有一张面值八分邮票。我拿着钱和邮票同售货员交涉,庆幸他同意我用邮票抵钱吃了一碗面条。那时节约每一粒粮食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掉下的馍渣总要拣起来吃下去,喝完汤后还要用馍擦净吃下或用开水冲一冲喝下。“饱汉不知饿汉饥”。现在可能有人认为这太贫气了,但当时大家基本都这个样子。

    写这些好像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只是想说明,“民以食为天”,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也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生存经历最重要的总结。在那个由多种原因特别是“左”的错误造成种种困难的特殊年代,城市居民还可以凭票按各自标准购买粮油,产量不高或被购过头粮的农民就没有多少粮食可以果腹而要忍受饥饿,甚至失去生命。当时河南是重灾区,豫南饿死人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当时广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同大家一起节衣缩食,共度难关。我和广大群众一样坚信,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生产是可以恢复发展的,生活水平是会改善提高的。

    1960年春,河大政治教育系(政教系)成立并于当年暑假招生。系里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四个教研室和办公室、资料室。哲学教研室主任是黄魁五老师、副主任是张浩老师和李钰山老师。他们都曾在人民大学读过哲学研究班,功底深厚,学风严谨,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既严格要求又积极帮助,热心扶持,希望我们能尽快地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为此,教研室实行导师制,由老教师全面负责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我的指导教师是张浩老师。我是在张浩老师、黄魁五老师等悉心关怀、热情帮助下走上并站稳高校哲学讲坛的。

    我虽是人大哲研班毕业,但三年中一年下乡,两年在校学习也不够刻苦认真,并没有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水平不如一个合格的哲学系本科毕业生。必须从头学起,尽最大努力爬坡过坎,以期尽快适应工作需要,完成所承担的任务。这是责任,是担当,是中国人所说的忠于职守。

    上世纪60年代初,高校没有全国统一的哲学教材。省里也组织力量编写,但没有统一使用。教学不能没有教材。哲学教研室组织编写教材,我负责唯物辩证法范畴一章,因为对唯物辩证法没有系统地学习和了解,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像小时候初学写作文一样东拼西凑。写好后送给张浩老师审阅。他看了后把我找到教研室,指着某处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问到别处,也是如此。我当时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老师是我读中文系时哲学教师,他亲切地说:“若夫,学哲学,教哲学,可不是容易的事。要用心,要钻进去,弄清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弄清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鼓励我说,只要努力,你会行的。稿子当然要重写。回去进一步找材料,反复思考、梳理、撰写,几易其稿后终获通过,作为一章收入哲学教材,铅印后内部使用。这是我第一次参编高校哲学教材,现在仍历历在目。教研室让我给历史系一个班讲唯物辩证法范畴这一章。经过认真备课,我终于走上高校哲学讲台。时间大概是1961年夏。正是由于老教师的传帮带,由于教研室全体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才走上并逐渐站稳这个讲台。

    1962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版,高校有了统一的哲学教材。教研室要求学好教材,用好教材,在个人认真阅读的基础上,每周抽一个上午集体备课。每次由一位教师作主题发言,谈主题思想、每节分几段、讲哲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接着大家进行讨论,包括举什么例子最合适,都要认真进行研究,最后教研室负责人作总结,形成共识,各人再回去写讲稿,上课讲授。青年教师的讲稿还要送指导教师审阅提意见甚至修改。我每年都重写讲稿送张浩老师审阅。到1964年,张老师不再审阅我的讲稿,让我放开讲。

    教学任务压力大,营养不良,由腿浮肿发展至1962年夏初发烧住进校医院,检查确诊为副伤寒。高烧时几近昏迷、大汗淋漓,退烧时浑身乏力。打针吃药约二十多天,副伤寒病好了,检查时却发现得了慢性肝炎。主治大夫李俊仙建议出院后休息,教研室和系里同意我回郑州家中休养。当时慈寒在省军区托儿所工作,教职工二十多人,有十来亩好土地,水电配套。刘振清、李坦明等几位男同志都是种菜的能手,种的茄子、西红柿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职工和家属每人每顿都可以从食堂领到一大碗凉拌茄子,西红柿汤随便喝。岳母、慈寒和我可以领到三大碗凉拌茄子,她俩吃一碗,我吃两碗,加上不怎么看书学习,秋季开学返校后,有同志和我开玩笑说,大家都瘦,你这家伙怎么吃胖了?我是吃胖了,健康也是基本恢复了。健康恢复,才能有条件完成之后教学任务。这要感谢李大夫、系和教研室领导以及刘振清这些男同志。

    哲学教研室承担本系和全校哲学教学任务。青年教师先讲几章再扩展,最后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讲下来。顺序则是先理科再文科,最后才能在政教系上课。几年中,我写的讲稿、讲课提纲和课后总结摞起来有近一尺高。当时河大有十个系,除物理系、地理系外,数学、体育、化学、艺术、外语、历史、中文、政教八个系我都上过课。上课的当天晚自习,我们要到教师休息室答疑,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上课是我讲你听,答疑是你问我答,不仅涉及哲学理论问题,有时还有时事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热点问题。这对哲学教师是另一个甚至是更大的考验,必须做认真准备。文科如中文系的学生有的还到我的住处询问有关问题。这种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活动,使我进一步了解学生所学所思,开阔了思想,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19641965学年,我和黄魁五老师共同担任政教系63级哲学课。我除了授课、辅导外,还参加学生的小组政治学习。我还给历史系63级学生授课,并担任班级兼职辅导员,参加他们的民主生活会,进一步了解到学生受多种社会思潮影响、思想复杂,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哲学以至整个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责任的重要性及任务的艰巨性。这一年,我还受邀给开封市干部学校讲哲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上课那天晚饭后,骑着从办公室借来的破自行车到干校上两节果。冬天在街上花一角五分钱喝一碗馄饨再回校。好象干校有讲课费,我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应收费,没要过一分钱。我还应开封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之约写了《矛盾论》辅导。这个学年,是我在河大工作期间任务最重的一年,也是收益最大、提高最快因而是最快乐的一年。

    1963年夏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到开封同住。本是对母亲尽孝的好时机,事实却是母亲给我做饭照顾我。我满脑子是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既没有给母亲洗过一次脚,夏天没有擦过一次身,也没有挤更多的时间和母亲说说心里话。只是慈寒带着一岁多的二女儿李冬到开封看望奶奶,给老人带来一时的欣慰和快乐。这不仅是忠(忠于职责、事业)孝(孝敬孝顺父母)能不能两全的问题,而是要经常心存敬爱父母之心,并把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如何同孝敬父母、关怀亲人如何恰当地结合起来的问题。1965年秋,系里派我到通许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我让侄子永柱把他奶奶接回家,由我大哥、二哥赡养,我每月寄15元,春节回家探望。万万没有想到,1966年夏母亲因急病去世,母子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我和慈寒带李冬返家,只能是给母亲守丧,参加母亲的葬礼,成为我终生的痛。唯一宽慰的是在开封照相馆给母亲照了张相,又请艺术系马庆云老师比照着放大画了相。我把画相或放案头,或挂墙上,经常看看,说说心理话,以寄托我对老人家思念之情。

    “左”倾错误的发展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十年动乱中,我的思想倾向总的说是“左”的,行动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受“左”的影响有些问题是非不分,批判甚至否定正确的东西。如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批了孔子曾把询问学农学圃的学生樊迟视为小人,批了他的“有教无类”做不到。至今仍极为惭愧。另一方面,思想上有很多困惑,如毛泽东曾说孔夫子是中国古代圣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给予系统地总结,他在文章、讲话中引用许多儒家名言警句,为什么“文革”中又说“儒学名高实秕糠”,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等等。在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儒评法活动中,我一字不写,会上不言不发。自己是一个非党青年教师,既非权威、也不是领导,既非运动对象、也不被当成动力,在群众组织中只是一般成员,而且家属在郑州,三次被派到或者被借到省教育厅,主要是在教材编辑室政治语文组工作。当时社会上、教育界对语文教材中只收文章(当时叫“白板”)还是应有提示、注释,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很大争论。我们在郑州、安阳、开封、兰考等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进行广泛深入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普遍认为,不能只收课文,应有必要的提示、注释等,以利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教育厅领导同意后,我们组织有经验的中学教师按要求编写,定稿后向省革委主管文教的负责人汇报,却被否定了。我们很有意见却又无可奈何。之后我决意离开教材编辑室回河大当教师,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回河大后,主管学报工作的学校负责人要我到学报工作,政教系的负责人要我回政教系任教。结果我到学报任政治理论编辑,编发并写了一些政治理论文章。这时,招收工农兵学员已入校,需要教师教课。黄魁五老师多次和我谈,系领导也同学校有关方面交涉协商,最后我回到哲学教研室当教师。但一直有个问题使我纠结犯难,就是家属来开封还是我调郑州。妻子张慈寒全力支持我的事业,本同意调开封。但我和岳母关系不好,在郑州住学校,一切事情慈寒承担,母女之间有事好沟通些;到了开封,家里的事情特别住房问题需要我出面协调解决,老太太有意见就很不好办,最后决定还是我调郑州。在这个过程中,黄魁五老师力主我不要调走,说这是哲学教研室的需要,对你的发展也有利。他甚至说,把老张调来吧!学校没有房子我可腾出教研室让你们住。这样暖人心的话使我十分感动,至今想起来仍激动不已。现实问题又不能回避,他和张浩老师到郑时去过我家,知道我和岳母之间的矛盾,知道到开封有不少问题确实不好解决,就同意我调离,以解决我们夫妻长期分居问题。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系党总支开会同意我调离。上报党委组织部后,部长说,系党总支事先没有上报党委,组织部坚决不同意我调走。既然总支已通过,就已走出了关键一步。按照有些同志的建议,我在食堂用餐后就到部长家软泡硬磨,甚至放寒假也不回家。最后部长说,若夫你真能磨,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只能同意你调走。

    我早年读孔孟之书,深受儒家“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思想影响,知道“受恩要报”的道理。回忆起在河大读中文系、送到人大读研、回河大任教,系里和教研室领导对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使我这个农家走出来的孩子,能够站在大学讲坛上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尽力,是时代、党、人民、国家的恩赐,也是河大、政教系特别哲学教研室领导和同志们的恩赐。这就是我的河大情结,至今仍深埋心中。这种恩惠我应该而且必须回报,为河大再做点什么。1977年恢复高考,新生将入学,教学任务繁重。虽然已同意我调离,但我仍承担了政教系76年级哲学教学任务。教学也逐渐走向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除了讲授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启发式外,还要求每个学生结合实际收获体会写小论文。小论文教师看后提出意见甚至作某种批改,再发还学生。小论文写成后在小组讨论,推举发言人进行全班讨论,然后教师进行点评总结。这就改变了课堂上我讲你听、学生被动的情况,课堂生动活泼,学生积极主动,也乐学爱学。之后进行在职干部理论教育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郑州铁路局讲师团也创造和推广了理论结合实际撰写小论文的形式,省委讲师团予以推荐,提倡各地市和省直学员普遍写小论文,受到欢迎,收到良好效果。

    19783月,转走关系,我才真正调离河大。调郑州到哪个单位工作,又是艰难的抉择。有同志建议并推荐到省委党校。慈寒在省军区子弟学校当教师,离省委党校很近。但我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在党校当教师有诸多不便,不好去。原本是省教材编辑室想要我去,但考虑在那里完成任务我不如合格的中学教师,加之前面所说省里有领导不尊重教育教学规律,不听基层群众的意见和下属的合理建议,不愿去。联系河南人民出版社,有从河大调到郑州工作的人给出版社有关人士说,李若夫有问题。不知是指1958年取消共产党员预备期还是其他什么问题?不想去。一次我骑车到西郊办事,在郑大北门与郑大政治系的廖春景和陈培基相遇,二位知道我要调郑州,就热心动员我到郑大工作。三人在凛冽寒风中谈了很久。一是郑大离家太远;二是有朋友说,郑大人才济济,新人恐难以立足。也没有再说到郑大工作之事。河南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陈光政同志听说我要调往郑州,就主动和我联系欢迎到他那里工作。当时我想,编辑非我所长,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又非我所愿,学哲学教哲学已20余年,当教师又是我的宿愿,就决定到省中医学院当教师。从1978323报到至1985323持调令离开,在省中医学院工作整整七年。

    到中医学院又面临专业特别是研究方向选择问题。我把调中医学院的事写信告知人大同班同学、当时在山东师大政教系任教的张学惠。他回信说,在中医学院研究中医可以大有作为。我想,我小时读过“四书”“五经”,大学学中文,至少还认得繁体字;又教哲学,读医学古籍、研究传统医学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但我关心时事政治,关注现实生活,且不懂中医,要钻到中医典籍中发掘梳理其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而没有走这条路。在教学中主要还是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很少联系中医专业实际。这当然这也是我教学中的一个缺陷。我根据教材重写讲稿,教学认真负责,和教研室同志也相处融洽。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要认真钻研教材,了解其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联系,掌握其思想体系。真理是具体的,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真理超出其适用的范围就会走向错误。因而要防止把各个原理片面化、绝对化,把哲学知识碎片化。我在教学中曾出现过这方面的毛病并力求改正。同时,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哲学著作,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根据;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情况及其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要尽可能地结合社会生活、学生的以及自己的思想实际说明问题。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作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三大快乐之一。六十年来,在学后教、教中进一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同青年学子、未来的社会精英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审视人生,既实现了我初中毕业即立志当教师的宿愿,又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信仰,也为社会、为人民贡献了一份力量。这是我的快乐,我的幸福。

     

    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要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力求系统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讲课和著文都要清楚明白,自己“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讲课是宣传,写文章也是宣传。思想上弄懂的道理,能清楚地说出来,能通顺地写出来,这是思想外化或物化的两种飞跃,是艰苦而复杂的精神劳动。前提是符合实际地想清楚。而讲与写又相互促进,讲清楚利于写清楚,写清楚能促进讲清楚。做合格的好教师,应该能讲会写。河大哲学教研室不仅教学抓得紧,学术研究氛围也相当浓厚,特别是搞逻辑学的马佩、郑毅男1957年就出版了《形式逻辑讲义》,是新中国第一批逻辑学专著之一。“文革”以前,不仅在校内争论,而且参加全国的争论。可惜“文革”打断他们学术研究进程。郑毅男先生在粉碎“四人帮”后英年(35岁)早逝,马佩老师老骥伏枥,80多岁了还每年至少在学术刊物发一篇文章,直至不久前仙逝。搞哲学的同样关注学术动态,注重学术研究,如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争论。在老教师关心支持下,1963年至1964年,我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短文。当时全国哲学界进行一场先有桌子还是先有桌子理念,即“桌子哲学”的讨论。我从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角度写了一篇文章。系和教研室以此文为主题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大概是当时河大文科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因贴有海报,除政教系学生外,还有中文系学生参加。我进一步修改后,把该文寄武汉的《江汉学刊》。编辑部来信对文章多方肯定;同时指出,编辑部已先收到武汉大学陶德麟的同类文章,我的文章被退稿。即使这样,也增强了我搞研究写文章的信心。调中医学院前,我曾写了两三篇文章在河大学报上发表。粉碎“四人帮”后,河大举办一次哲学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用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分析当代中国的矛盾。政教系和马列部哲学教师参加研讨会,开封市委宣传部理论科负责人也与会指导。会后,我受委托以党委宣传部名义写了一篇报导,被光明日报刊发。

    调中医学院后,在揭批“四人帮”、反对“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中,经与河南日报理论版编辑孙传恒反复讨论修改,我写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通栏头条发表在河南日报第二版。

    搞研究,一要自己有兴趣并不懈的努力;二要单位的支持;三要有平台或舞台,既包括省内的平台,也包括省外以至全国的平台。到中医学院工作后,后两个条件具备,关键看自己是否努力并充分利用平台。当时省委党校校长魏钦公为省哲学学会会长。省哲学学会是社科界最活跃的一个学会,不仅每年召开学术研讨会,而且还办内部刊物《河南哲学》,收录研讨会水平较高的文章。我是省哲学学会会员,后为常务理事,积极参加学会活动,包括撰写文章。文章有的与李炎卿同署甚至与政教系毕业生同署,《河南哲学》每期都有收录。这个平台使哲学界锻炼了队伍,提高了研究水平。另一个平台是中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王廷信为会长的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研究会。研究会于19855月在安阳举办哲学教学改革讨论会,分析了高校哲学教学取得的成就和存在问题,就教学指导思想、坚持“三个面向”和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革,特别是就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省委宣传部《理论动态》刊文详细介绍这次研讨会情况。研究会每年都邀请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李秀林等作学术报告,都举办学术研讨会。前者有来自省内各高校的三五百人参加,后者有约百人参加;前者整理后印成学习材料发放,后者经修改择优公开出版或与郑大、河大学报联合出专辑公开刊发,对高校哲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省里有了研究哲学这两个平台,使哲学工作者可以更好地施展才华、创造业绩。据说,高校几门公共政治课教师中,教哲学的是获评高级职称是最多的。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理论处徐东彬编辑的支持下,研究会组织编辑公开出版了既讲哲学原理又紧密结合重大实际的《哲理与实践》,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教程》作为高校共修课教材,同时编写并公开出版了配套的《哲学学习辅导》。我作为编写组成员和统稿人之一,既编写了有关章节,又写了文章,有的还化名兼任出版社特约责任编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即使到省委讲师团工作之后,我仍尽可能多地参加高校哲学研究会的活动。

    省外的平台是参加全国性的哲学研究活动。1982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洛阳召开学术研究会,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我经过认真思考,写了一篇《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创见》,说明毛泽东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物质与意识、理论与实践、领导与群众、个别与一般结合起来,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统一,把认识论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该文提交马哲史研讨会,会后公开出版的文集中,成为仅收入两篇有关毛泽东的文章之一。这年秋季,张浩老师参加省社科界优秀成果首届评奖,住省委第一招待所,与我家一路之隔。我去拜望老师,知道要评奖。我问老师,我与炎卿署名的这篇文章能否参评。他们商量后,让我送上文章并填了申报表,结果得了优秀论文三等奖。在这之后,我参加了李茂牵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简史》一书的编写,我写毛泽东哲学思想部分。该书公开出版被评为省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在同一时期,我还在河大学报发表了以实事求是为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基本原理等文章。该文同《群众路线》被省教委委托编辑出版的《学海撷英》摘要收录。该书还介绍上述《哲学简明教程》和《哲学学习指导》。

    1984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及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需要,党中央决定了大规模地、正规化地培训在职干部,中宣部要求开展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正规化教育,省委发文要求尽快建立作为在职干部理论教育骨干力量的省、地市两级讲师团。我后来知道,这年秋冬之交,经理论处推荐、干部处调查,省委宣传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召见郑州大学和省中医学院党委组织部长,通知要调郑大冯更新(政治经济学专业,后因不愿在讲师团工作回郑大)、滕世宗(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和我到省委讲师团工作。这又面临工作岗位的选择。省委讲师团是副厅级行政事业单位,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管理,除自身任务外,还要负责对地市讲师团业务指导。我一直当教师,不适合也不愿意到讲师团工作。1985年除夕,我冒着鹅毛大雪到省委北院一幢平房找到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侯志英同志。他是我在河大的同事、领导,因之敢向他陈述意见,主要是我的经历、能力、个性到讲师团工作不合适,我也不愿去;我如从中医学院调出,想到省财经学院,把教哲学与学经济结合起来。谈了一个多小时,侯部长最后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就要服从。之后,理论处的两位处长张湘霓、乔友农也和我有几次接触,待人真诚亲切,我决定到省委讲师团工作。19854月报到,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既然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就要全力做好这项工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省委讲师团当时正在组织全省在职干部学哲学。王秀君已在讲师团工作并给干部作辅导。给省直干部辅导哲学任务非常重,我除了按省直机关党委宣传部安排在省委礼堂、省政协礼堂作大型辅导外,还应邀到一些厅局作辅导。有时一天安排三场。下午辅导后,累得回家后先躺在床上休息甚至睡一会儿,醒来吃点饭,晚上再作辅导。此外,我们还同理论处同志一起编写哲学辅导材料,为全省参学的干部考试出考题、制定印刷发放标准答案,由参加考试单位按密件接送保管。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受到中宣部理论局负责同志的肯定。在职干部学哲学用时一年,参学干部约20万人。1986年春哲学学习结束后,省委宣传部对省直、郑州铁路局、黄委会及地市县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评比表彰,王秀君和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59月,我被任命为省委讲师团副团长。讲师团处于恢复重建阶段,租省委第一招待所房间办公。按规定省财政拔款建设办公楼和宿舍楼。在傅贵林团长直接领导下专设一个班子,负责选址、征地、调研、设计、报批、进料、施工、监理等工作。由于领导(包括宣传部领导和团长)重视和从事这项工作同志的艰苦努力,于1987年建成。受团长之命,我参加一些基建工作,也参加一些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会议。但毕竟是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在完成哲学教学任务之后,主要精力用在协助团长组织指导政治经济教研室对全省在职干部理论师资培训、教学计划安排、教学辅导材料的编写、考试的工作上。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两大基石之一,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更是全新学科,我过去学习不够,上述工作给我一补课的好机会。

    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宣传部对在职干部理论教育很重视,抽调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宣传部理论处、党校、讲师团同志组成几个检查组,分赴各地进行监督检查。我负责一个组。在职干部理论教育中,南阳地委高度重视,理论科组织得力,讲师团和县委党校教学力量强,教学效果好,省委讲师团于19868月在南阳召开全省在职干部学习政治经验交流会。我在筹备期间,不仅听汇报、看材料,还实地包括到偏远的桐柏县调查,以确保大会发言真实可信。各地市理论科长、讲师团团长参加了会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彬、讲师团团长傅贵林和南阳地委宣传部长刘海程与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南阳地委宣传部、讲师团和先进单位和个人作了发言。在现场观摩交流经验后闭幕会上,理论处长乔友农作了重要讲话,我就教学方针、环节、方法等作了总结发言。这次经验交流会,对全省的学习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同学习“两本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文献研讨室编辑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结合进行的,以“两本书”为基本教材。198761674,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郑州举办了五百余人参加的全省学习“两本书”暨科社理论师资培训班,张文彬副部长、乔友农处长、傅贵林团长出席并先后讲话。结业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侯志英看望全体学员并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学习“两本书”对当前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希望同志回去后,要积极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正确把握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克服僵化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我省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贡献力量。省委讲师团科社教研室主任滕世宗开班典礼时就培训班教学指导思想和内容、方法作了发言,在结业典礼前就如何把“两本书”的学习和科社理论结合及教学重点作了长篇发言。他还就学员提出的问题进行对话,帮助学员深刻理解“两本书”的重点难点。地、市也相继组织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教学骨干。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下发了关于在职干部结合“两本书”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意见和具体安排意见,学习在全省顺利进行。滕世宗同志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系1961年毕业,后任副团长。他底蕴深厚、学识渊博,文字能力强,口才极好,是河南理论界“名嘴”。他主持编写科社教材、教学设计、考试组织以及组织协调、师资培训,我只讲一两个专题或做一些辅助的服务工作。

    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两本书”,理论处和讲师团组织同志们编写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印刷发行近万册。侯志英部长为该书写了序言。书中对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道路等问题,作了充分和详尽的论述。我是该书统稿人之一,并牵头写了十讲中的两讲。

    省委宣传部和省委讲师团还组织在职干部学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问题,胜利完成了近二十万人在职干部正规化理论四门政治理论课教育任务,由省委讲师团给参学人员颁发了“河南省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结业证书。

    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198811月,省委讲师团在濮阳和中原油田举行改革与建设理论讨论会,省委讲师团正副团长和教师、理论处刘长典、刘书亮和地市委讲师团团长、教师撰写理论结合实际论文的参加研讨。张文彬副部长与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研讨会对全省讲师团系统同志坚定政治方向、明确理论是非起到了积极作用。团长傅贵林参加的会上决定,论文修改后择优结集公开出版。这次研讨会由我牵头筹备、主持并任编辑组组长,王秀君任副组长,成员有尹力、张文义、李春辉、樊本善,由张文彬作序的文集《改革与建设理论探讨》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徐东彬任责任编辑。

    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国内主因。为提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正本清源,中央决定组织广大干部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省委宣传部和省委讲师团组织省内部分哲学工作者根据中宣部理论局的纲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干部读本》,张文彬副部长任主编,理论处长乔友农和我任副主编。全书近二十万字,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了三十万册,在全省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了利于推进工作,省委讲师团办了由团长贵林邀请书法家张海题名的内部刊物《讲师团通讯》。转发中央、省委关于在职干部理论教育的决定,刊登省委宣传部和省委讲师团对此作出的安排要求、地市讲师团组建情况、教学工作及经验介绍、学员学习体会等,在推动干部理论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在李春晖同志的协助下,所办《通讯》从19851987年共出刊16期。本文中这个时期的有关材料,就是从《通讯》中得到证实的。之后,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合办,由张文彬任主编,乔友农、李若夫任副主编公开刊物《理论教育阵地》出版发行。为办好《阵地》,讲师团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由侯玉林牵头七八人的编辑班子。我完成了应该承担的工作,同时撰写并发表了就热点问题表达意见的文章,如《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是可以避免的》。

    我一直把完成教学和工作任务放在首位,行有余力,则以作文。在讲师团工作期间,我牵头承担三个省社科基金项目,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两手抓问题研究》等,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理论研究。由于我水平不高、能力有限、精力不足,尽量邀请省内有关理论工作者参加,特别是郑州大学哲学系吕鸿儒教授参加。吕鸿儒南开大学中文毕业,到人民大学研读哲学后回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因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调郑大哲学系。我俩从学从教经历大致相同,思考问题、待人接物态度相近,同为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总体看法一致。承担省社科基金项目后,鸿儒和我从遴选参加人员、课题主题思想、基本内容确定到逻辑结构的设计、统稿、定稿以至付印校对,都是我俩共同完成。我还尽力动员省委讲师团和地市讲师团教师参与,撰写文章,以利于大家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没有吕鸿儒的鼎力相助和省市讲师团的支持,要完成这些项目是不可能的。鸿儒夫妇因车祸罹难,我失去一位好朋友、好同道,至今想起仍思念不已、扼腕叹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人把经济建设特别是发展商品经济同民主政治建设对立起来。为从理论正确回答两者的辩证关系,《中州学刊》约滕世宗牵头并执笔、我和河医王秀荷参与撰写了《发展商品经济与建设民主政治》,在该刊发表,获省委宣传部优秀理论宣传论文一等奖。1989年政治风波后,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侯志英同志亲临省委讲师团,布署指导我们撰写了六篇《学习邓小平重要讲话》系列评论文章(我牵头撰写一篇),在河南日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也获得全省1989年好新闻一等奖。1991年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委讲师团部分同志撰写旗帜鲜明地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经讨论修改后分别在河南日报或省委党校理论刊物学习论坛上发表。我执笔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刊发学习论坛上。之前傅贵林团长和我署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动摇》,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头面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攻击和诬蔑,发表在198727河南日报第二版头条。

    19859月到19926月,我在省委讲师团副团长岗位上工作近七年,1992年年底,办了退休手续,为在职干部马克思主义正规化理论教育做了该做的工作,尽了自己的努力,也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87年《中国哲学年鉴》和1993年河南日报都以“学者风采”介绍我。(我把这里说的学者视为学习者)从1956年学哲学起,我还比较注意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1956年在人大开始学习杨氏太极拳,只要条件许可,到现在基本上能够坚持,对自己静心修身、强身健体,保持和提升精、气、神,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安身立命、待人处事有重要的启示。但有一段时间,讲师团内部矛盾比较尖锐,主要是行政管理人员与教学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严重时省委宣传部主管部长和有关处室负责人来团召开会议,听取意见,以期解决。我不愿纷争,不是一个争强好胜之人,更不是矛盾的挑起者,矛盾给自己造成纠结甚至某些委屈。但我作为讲师团负责人之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员,由于岗位不同、视角不同产生一些矛盾是正常的。如果双方都换位思考、包容对方、求同存异,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至弄到调整班子的地步。由此看来,在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方法学习掌握得还不够到位,离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而这也使我能够警醒,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提升思想修养,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015225310

     

    (责编: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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