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新闻通知  |  本会大事记  |  儒学动态  |  专题研究  |  儒学空间  |  学术研讨  |  会员论文  |  儒学杂谈  | 儒学知识  |  机构设置
 
栏目导航
◈ 新闻通知
◈ 儒学动态
◈ 专题研究
◈ 儒学空间
◈ 学术研讨
◈ 会员论文
◈ 儒学杂谈
◈ 儒学知识
◈ 机构设置
最新更新
  • 省儒促会举行孝亲敬老慰…
  • [通知]2017年河南省冯友…
  • 河南省中华德孝示范村建…
  • 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会长…
  • 热烈庆祝河南省儒学礼义…
  • 第五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
  • 中原第二届倡导建立中华…
  •    
    既信孔夫子  又信马克思(中)

    既信孔夫子  又信马克思(中)

     

    李若夫[1]

     

    (二)信马克思

    孔夫子创立的以伦理道德为特质的儒家思想学说产生、形成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反映,形成了从统治者到广大民众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出生于耕读世家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和农耕文明熏陶的我,信仰孔夫子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农村、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上中农、其剥削量不超过25%)受过儒学文化教育的青年学生来说,从信仰孔夫子、践行儒学文化,到信仰马克思、学习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立场的根本性转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因而是一个历经坎坷、有教训有经验、有痛苦有欢乐的成长过程。我的成长我的命运,是同我们党的命运、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是同党同祖国人民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教育和培养,离开祖国人民的关怀和呵护,就没有今天的我。而我对党的态度却经历了一个由观望、到拥护、到争取入团入党,志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是同对人民群众地位作用的认识、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步加深结合在一起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对于日寇侵略,从感情说我深恶痛绝,从态度说我是坚决反对的;对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两军的斗争,不知孰胜孰败、鹿死谁手,长期持观望态度。直到1948年,由于革命发展的大局已定和亲身经历的对比,使我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胜,逐步有所认识。

    大概是1937年秋季,听说公路上过日本的汽车,我随人们到村外观望,只见离我村西边三四里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日本士兵的卡车从北往南疾驰。那时的公路是土路,好像还尘土飞扬。人们就知道日本鬼子来了,当天就像“跑反”一样跑日本鬼子。除了父亲留家外,我们全家男女老少都跑到十里开外的姑姑家。日本鬼子只是路过,一两天之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家乡没有驻扎过日本兵,但日寇的统治还是存在的,如要求成年人男性都得办“良民证”。在这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岁月,一些伪顽头目招兵(实是各村派兵,由村民出粮出钱买兵。我的一位本家侄子和一位同族叔叔就这样成了刘凤桐的兵)买马,在大一些的村镇修寨挖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搜刮民财,称王称霸。离我村南边八里地留光集有刘凤桐,离我村东南六里地的西林庄有王申,就是他们的代表。在家读私塾才十二岁的我,就曾多次同我家长工王哥和被征村民一起到西林庄打寨墙、挖壕沟。这些伪顽军不抗日,而是在辖区内代替日本人进行统治,反对抵抗八路军。抗日战争胜利,这些伪顽军的据点一个个被八路军攻破,伪顽军被消灭,活着的回家仍当农民。

    1944年春节过后,我和二哥到两里外的王湾读书。这是由侯正道先生在王湾王珍秀才(监生)家一座楼房院落所办由私塾过渡到正规学校的学习场所,由正道先生及其子侯宗儒分教语文和数学,来自马村、王湾、孙湾、李湾四个村二三十名家庭殷实的子弟在这里就读。和我父亲主办的私塾一样不收学费,不一样的是父亲只教儒学经典及童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且让读背,不开讲,桌凳是从自家带来的;这里有教室、有黑板、有课桌,这里教语文、教数学,学作文、演算术。我这时的作文是无中心思想东拼西凑、文言不文言白话不白话,最后一句话是抄来的鸡鸭对话中鸡对鸭说:“你这个笨伯,如之何笑我!”老师看后说,你这是作文吗?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现在看来,虽不入门,但我毕竟迈出作文的第一步,迈出走向近现代教育的第一步。

    1944年夏,侯正道先生创办马村小学。我入四年级,后让上五年级,我二哥他们年纪大的上六年级。这所在敌占区创办的学校,没有明显的亲日或反日倾向,若亲日必遭家长和学生的反对,若反日必为当局所不容。多数教师有崇高坚定的民族气节。一位教六年级语文老师写了一篇《讨蚊檄》,暗喻日寇是戕害中华民族吸中国人民鲜血的蚊子,最后必被赶走或消灭,被广大师生所称颂。但也有的老师要教日语、教日文歌。解放后见到这位老师,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亲近不起来。

    1945年抗日战争刚胜利,封丘县中学还未恢复,这年10月,我随我村到开封谋生的几个人(我村穷人多,因而到开封餐馆、食堂当学徒以后当炊事员,做苦力、手艺人也多)到开封求学。我村离开封约百里,带上干粮和盘缠,天不亮就出发,一路步行,经陈桥驿(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处)走过黄河河床沙地(抗战时蒋介石炸开黄河花园口造成豫东南大片黄泛区,故开封北边的黄河无水)后,到开封城估计晚十点左右。同行的大人帮我找到在省财政厅当职员的本家侄子李永庆。之后的两三天,李永庆联系几所公立或私立中学,因为学校早已开学,没法收我入学。我就悻悻地步行回老家。除了帮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以外,我坚持读书学习,做着考中学的准备。

    1946年春节,李永庆的二弟李永信回乡探亲。他们的父亲李若恒和我父亲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属于文化人,二人曾在我村家庙办过半年学堂,使我和同龄人能最初接受的教育。李若恒在禹县(现禹州市)政府某部门任职。李永信在禹县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永信一再夸禹县和禹县的学校如何如何好,愿带我到禹县读中学。这样家里就讨论我到何处(开封、封丘、禹县?)上中学的问题,父母亲和两位哥哥尊重我的选择,我就蒙蒙懂懂地决定跟永信到禹县。春节过后,永信和我到开封,坐运货的敞车到平汉路的和尚桥下车,步行六七十里到了禹县。当晚永信说光复中学春季班明天招生考试(那时直到解放初期包括开封公私立中学,都有秋季班和春季班),要我参加。学校按报名情况先发草榜,实际是让考生按座号参加考试。我是没有座号参加考试的。正式发榜时,我这个草榜上无名的人竟在六十多名考生中位居榜首,且入学后一直名列第一,因而也免交学费。

    禹县当时又称小禹州,是个有山有水、经济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境内南有三峰山产煤,县城北有颖河。传说大禹治水曾锁蛟于此,县城内有锁蛟井。县城内三山不显,“三山不显出天官”;县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不相对照,“四门不照出阁老”。禹县是中药村集散地,人们说药王爷就在禹县,其实是这里药工传统制药技术精良,称为“药都”,经常有许多汽马车把中药材运来加工后运出,县城有许多药栈,本省和北方省份有不少药商在此经营药材生意,我的同班同学骆昭云祖籍山东曹县,因其叔做药材生意而来到禹县。永信家所住的苏家院的主人苏老先生就是给药打包的,用席子或麻包等把炮制加工好的药材打成大包。可能是由于药材业的红火,禹县城内百业兴旺、市场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对发达,除县中外,还有三所私立中学:县党部书记长所办钧台中学、三峰山煤矿矿主所办的东山中学(位于山东会馆)和县三青团负责人谢士杰所办位于山西会馆的光复中学。光复中学规模不大,教导主任王文熙却延聘了不少好的教师,如国文教师马拯民,数学教师董建堂、化学教师李德仙,音乐教师李晨明,教美术的龚柯等。我的同班同学多数来自农村,学校没有食堂,他们生活异常艰苦,每周日回家一次,带上一周吃的烙馍,加点盐用开水泡着吃,夏天天热馍常发霉。我从位于城西北角的光复中学到城南苏家大院,来回要走十几里,但总可以吃顿热饭,比他们强多了。

    学校每周一上午用一个多小时举行纪念周,全体同学和有关教师参加,大家齐声朗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时谢士杰也参加,讲什么话已经记不清了。学校听不到公开的反共言论,但贯彻国民党政府教育方针的意图是清楚的。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局势紧张,学校开会要求全体学生填表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我和全班同学都填了表。很快学校停课解散,此事也不了了之。不久,禹县解放。填写三青团表这个事,从我的家庭出身、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看,是自然的。以后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我都把填三青团表一事作一个历史问题向组织作了交待。

    禹县解放,我既无欢乐,也无恐惧,只是担心上学怎么办?看到街墙上刷的大标语“解放军誓死不离大别山,保卫群众把身翻”、“要致富,养猪织布”时,感到解放军不走了,我仍在观望。带我来禹县后调入县中教体育、因故调到县最北远处一所小学教书的李永信,当时我也不知在哪里。这时永信的三弟在禹县,所租苏家院两间东屋,永信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住着,永仁就和我在靠南山墙用砖垒起来,上边搭条席,我们就在这里住着。同班同学家住杨店的杨丙照、杨朝喜等(我们曾拜把子结为兄弟)来看我,见我住的太简陋,就让我跟他们到杨店去。这时正1948年麦收时期,我还参加了割麦。之后住在杨朝喜家一个油房院中,在他家吃饭,和朝喜曾在开封当过录士的堂哥谈谈写字的事。这个油房是用用菜籽打油。油房里斜砌一个大锅,用铁链连着一个大铁铲,点着火的锅里放进生菜籽,我双手握着柄使铁铲锅里的菜籽上下左右反复翻动。翻动得慢了,菜籽就会生熟不均,影响出油率和油的质量。这时是盛夏,烧火和炒菜籽发出热气,加上搬铁铲是重体力劳动,使我浑身大汗淋漓。好在我们几乎天天中午吃肉浇头捞面条,我吃胖了,身体强壮了,没有吃不消的感觉。菜籽炒熟后盛出放在木制打油机里,杨父用大铁锤把楔子一个个砸进去,把菜籽中的油榨干净。擂锤是个更费气力的活,不让我干。杨父是表情严肃不愿多说话,我也不愿多说话,我俩就默默分别完成炒菜籽打油的作业。闲下来时,我用麻捆成的刷子醮水在地上写字,写得最多的是“字有百般丑,却无一点贫。”

    形势紧张,特别是禹县解放后,通商通邮中断,我和家里已无法通信。父母和兄长牵挂我,就用粮食收鸡蛋换路费派李永庆于这年八月到禹县接我回家。告别杨店,到县城。次日,我带上大哥在开封天丰面粉公司扛包挣下寄来的十元血汗钱买来桐木羊皮箱子和被子,和永庆步行往和尚桥火车站。快到国共统治区交界处,我们被一位手持短枪、身着便装的共产党干部带到村里分别询问。我如实回答基本情况后,那位干部拿来笔墨纸张让我写字,我用毛笔写了“字有百般丑,却无一点贫”。他说,你写得不错,就劝我留下。我回答,我就想上学。他说,我们这里也办学。我说,父母希望我回家,不回家不好交待。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可能考虑人之常情,就说那你就回去吧。这件事说明,我当时对共产党解放军、对革命还没有认识,仍采取拒绝的态度。

    我和永庆当晚找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到火车站买车票登上敞车准备经郑州回家,在敞车上看到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国军”,我好像有一种亲切感。接着发生的事却使这种感觉顿时消失了。火车站有南下的国民党军运兵车,国民党兵上了我们的车抓兵,看我年轻(十七岁)体壮,要抓我跟他们走。我当然不愿意,又无可奈何。永庆忙同他们当官的交涉,最后总算不抓我了。永庆之后对我说,他的一张工商日报记者证起了作用。到郑州下车出站,又遇岗哨盘查,这次是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兵。我又如实回答有关情况。他们几次把我身上下搜了个遍,没找到一分钱,很泄气地说,你回家怎么不带钱,我说穷学生回家咋会带钱,他们还是不放我走。拖了近一个小时,永庆找来当兵的我的一位族兄说情,我才得以离开。

    这两天的经历,使我这个原想远离政治一心求学的青年学生对国共两党两军有直接的接触。共产党想留我,但最后尊重我的选择,让我离开。如果我们深入交谈,我说出对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他再解疑释惑、多方开导,我会留下,可能早几年走了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如果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就走上另一条道路,在某次战役战斗中为蒋家王朝当了炮灰,或者成了解放军俘虏,或者……。这肯定是一条悲惨的路,所幸我没有被抓走。这两天的经历,使我把国共两党两军作了对比,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给国民党正统思想以粉碎性的打击。国民党腐败、与人民作对,其失败是必然的。19481224开封第二次解放前,当局动员省立中学师生南逃,我当时在迁至开封的省立滑县中学读书,就再不听他们的了,我也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学习和工作了。

    信任共产党  参加共产党

    1948年秋季开学前,我到开封求学。入小学时教数学的侯立瑞老师当时任教的省立滑县中学(当时不少省立中学移至开封),读初中三年级。这时我大哥已不在天丰公司扛包,我吃住在二表哥张士廉在北道门租住的屋子里。据说,在社会动荡局势不稳的情况下,姑父让有文化能写会算的大表哥张士珍留在家里支撑门面,让二表哥张士廉同表姐(雯姐)到开封谋生,这样可以有进有退。士廉表哥和表姐雯姐就在开封买了毛驴和石磨,做起了磨面卖面的营生。他们工作非常辛劳,生活也相当艰苦。第二年春天,心灵手巧的雯姐买了把韭菜和两三个鸡蛋,韭菜洗净切碎,撒点盐,泼上生鸡蛋,打成饺子馅,吃了一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在一个住着富人贵人深宅大院后边的一个角落租的两间破旧无门冬天挂个门帘挡风的破屋,五米之外则是一个露天的厕所。这两间破屋,既磨面喂驴,又住人做饭,可见他们在城市谋生多么不容易。

    就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文艺作品。表哥的大伯父曾在开封街头摆地摊,留下的书刊中有一本薄草纸印成《鲁迅小说集》和一本解放区出版杂志《文艺春秋》。读后虽不能理解鲁迅作品的深刻意涵,但毕竟开始读先生的书。上大学之后,我读了些鲁迅的书和王士著的《鲁迅传》,受益匪浅。我一生敬仰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当代圣人的鲁迅先生和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古代圣人的孔夫子。

    1948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郑州后,国民党军队败退东撤。1024,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开封,历史名城永远回到人民手中。开封第二次解放前,河南大学有少数进步教师如嵇文甫和学生前往解放区,学校整体南迁苏州。二次解放后,人民政府安排滑中师生在河大暂住,很快安排愿留的同学到位于东司门的开封中学上学。这里有许多名师任教,可以说是河南最好的初级中学之一。我保留至今的开封中学毕业证,除有学校、校长的印章之外,还盖有河南省文教厅的大印。

    这年暑假,因不是同日考试,我同时报考了开封高中和开封师范,都被录取了。如上开高,自信三年后可以考较好大学的文科。那样,我专业之路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放弃开高上开师,主要也不是家里供不起上高中、开师不收学费还管吃住(我以后知道不少家境困难的同学上开师是这里管饭),而是想当教师。想当教师并没有认识到教育在培养建设人才方面的重要地位,而是觉得和孩子们在一起有乐趣,不至于感到人生孤独。

    入开封师范后,我被分到普通班甲班。(另有幼师班和一年制干部培训班)这一学年,我除了到开师附小的夜校给中青年街道妇女教历史课和寒假随学校农村宣传队到鲁山等宣传外,只埋头读书学习,因此学习成绩还可以。1950年“七一”前几天,学校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侯其侠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加入青年团,我说愿意。回去填了表,交上去的第二天,我就被批准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这年暑假,我和乙班的李素贞等参加了在开封南关某地举办的省学校团干学习班。这时刘冰同志(文革期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文革后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任团省委副书记,方蔚同志任学生部长,主管这次团训班工作。这次团干班上,讲形势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讲团的知识和对团干部的要求。至今难忘的小组生活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查相当深刻,往往说自己是个人主义,相互批评也相当尖锐,不留情面。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共产党青年团的政治思想教育,对之后加强政治学习,改造提高自己,走党指引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返校后我开始当团的干部,曾任班团支部书记、校团总支委员。也曾因入团时未交待填三青团表事改任校学生会生活委员。我是个语言木讷的人,因伙食问题需要向全体报告而说不清楚,同学们善意地说:“脸红了,脸红了。”

    开高和开师都位于城西北部的前营门,两校一墙之隔,都有许多名师。从教语文的来说,开高有王碧岑,两校合并组成河南师专后为中文系主任;开师有郭兆儒(郭洛,诗人),两人后来都为郑州大学著名教授。开高校长杜孟谟(后为郑大副校长),学校重学习、学术、学问;开师校长罗绳武(教育家,在开师创办幼儿教育班,是我省幼教事业的开拓者。被错打为右派,调郑大图书馆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郑大看望老同学时曾经看望过他),学校重未来教师之培养。学校师生排练反映太平天国名将事迹之《石达开》和组歌《大渡河》,在相国寺剧场演出在省会引起轰动;学校组织秧歌队、腰鼓队到街头表演;排练反映农村斗争和农村生活的歌剧《赤叶河》、《王秀兰》,除在学校演出外,假期到许昌、鲁山等演出,很受欢迎。1951年暑假,开师的文艺宣传队随省老区慰问团到大别山革命老区演出,受到肯定和赞扬。这个暑假,我参加了由开师师生组成的省政府的灭蚜工作队到豫东柘城县农村,指导帮助农民用水稀释棉油皂进行灭蚜工作。我在队里管钱,几十天里,我背着大包的钱小心谨慎,据队长指示按有关规定给当地政府、农民支付伙食费或其他费用,后被评为省灭蚜先进工作者,省政府奖了一个厚厚的硬皮印有省长吴芝圃、副省长牛佩琮题词的笔记本,至今我仍保存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开师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除老师讲时势政治外,学校曾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河南日报社社长于大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岳明来校给师生作形势报告,广大师生以高涨的爱国热情用多种形式开展捐献活动,如美术老师带领女同学做工艺品义卖,把收入捐献给我们的志愿军。我们的美术老师叶桐轩先生(《新华文献》201422期美术作品栏叶桐轩中国画作品选登刊发的《白头偕老》等三幅花鸟画,可证叶先生在国画界之地位)就曾在绢上作画,制成扇子义卖,颇受欢迎。卖工艺品收入,学校有专人收集起来,让我送交鼓楼街人民银行,然后由有关机构转赠中国人民志愿军。除义卖款外,还有家庭富有同学捐献银元。钱虽不算多,却表达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1952年春节寒假期间,我们被派往新郑县薛店乡参加土改覆查工作,普通班同幼师混合编若干组,每组负责一个村或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幼师班的汪佩玉任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住在一位姓王的贫农家里。老王四十多岁了,没有结过婚,孤身一人,土改分了几亩地,但生活依然相当贫困。我记得很清楚,他家并没有床,我俩就睡在用柴草堆成不及膝盖高的“铺”上;虽有吃的,但很粗糙。参加这次活动,使我知道土地改革之必要,也对土改中党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封建地主剥削的方针政策有所了解。老王的生存状况印象最深刻,如何帮助老王这样的贫下中农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生活,是思想上经常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我对土改之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坚决拥护支持的。

    1952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针对机关学校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针对工商业的五反(反偷工减料、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受贿、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学校浪费惊人,在大礼堂举行了反贪污浪费展览。我参加筹备并组织一些女同学作讲解。我和周鸿俊、石发亮合写了一篇有关展览的文章,以李鸿亮的笔名发表在河南日报上。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发展,开封高中和开封师范合并组成河南师范专科学校。罗绳武任校长,杜孟谟任副校长。合并中当然也有阻力,有团结问题。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岳明在师生大会上讲话中调侃而又风趣地说,师专的校门就叫“杜罗门”(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引起大家开心地大笑。河南师专成立后,党委很重视对学生进行时势政治和党团知识教育,党委秘书彭玮等同志多次给我们上党课,讲党的性质、党的群众路线等,提高了我对党的认识。

    河南师专成立后,原开师学生为预科生。我们可以由中专生变成大专生了,当然很高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统一招生,原开封学生除幼师班因国家幼教事业发展急需人才分配工作外,普通班同学除个别外全部参加了河南大学专门为之组织的入学考试,按志愿分别录取为专科生或本科本。我和连万昌即安阳师院连波成为国文系本科生。开学后又有多位开师同学由国文系专科转为本科,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及以后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

    这年是全国高校第一次统一招生。我班同学除河南籍外,还来自湖北、湖南、福建、四川、广西、广东(包括海南岛),可谓五湖四海,人才济济,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生动活泼、闻名全校优秀班集体。我们分别举办过屈原、鲁迅的纪念活动;集体拜访校长、全国著名学者、唯一河南籍又在河南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嵇文甫先生,聆听他关于如何学习做学问的教诲。我班的文艺活动也相当活跃,周鸿俊拉二胡,柴春华弹吉他,苏文超、石玉楼的男女二重唱,都是很受欢迎的节目。马登蛟为组长的黄继光锻炼组,特聘时任黄继光连连长万福来为名誉组长;孙朝元老师组织训练的足球和垒球队,曾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平原省与河南省合并后,河南大学的数、理、化、生等系到新乡与那里的理科一起组成河南师范学院二院,那里的文科调整到开封组成河南师范一院,我班因之也增加了一批象刘增杰、崔灿等优秀学生。在这样的学生集体中生活,是一种缘分、一种福分,对我之后的成长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河南大学党委很重视党的建设和党的教育,开展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学习、建党学习,学校领导张柏园、郭晓棠、刘介愚先后作报告,并组织讨论,使我们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我班何望贤来自湖南,原是地下党员,由于他的帮助、培养,我班也是当时河大发展共产党员最早最多的班,耿恭让最先入党,他是河大当时最早入党的学生党员,王淑文、窦克武、张合银、冯利仁、董希谦等十多位同志入党;我班也是校系学生干部最多的班,何望贤当选校学生会主席、来自海南的王朝安为副主席,王淑文为校妇联主任,耿恭让为团总支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窦克武为班团支部书记,我曾任班长、系团总支委员、系学生会学习委员、主席。当学生干部要用去不少时间,对学习有一定影响,但必须在搞好自己学习的同时,处理许多有关的问题,对提高观察处理问题、待人接物能力确有很大帮助,可说是终身受益。

    学校和系领导很重视对我们班政治思想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安排我们郭晓棠讲社会发展史,要求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历史观点、发展观点、生产劳动观点、群众观点。时任教务处处长的周守正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语言简练,很受欢迎。读过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的侯恒老师担任我们辅导老师。张浩老师讲哲学,马佩老师讲逻辑学。专业课万曼老师教文艺理论分析深刻,高文老师讲古典文学形象生活,吕景先老师教汉语,等等,把我们引入学问的殿堂,加上同学们认真努力,经常就一些问题开展讨论,加深理解,为当好语文教师作了必要的准备。我班六十多人中留校的近三分之一,四人考上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四人后来成为文化教育部门的副厅级领导干部,分在高中的同学多成为教学骨干。我班可谓人才倍出,受到校系领导的肯定老师的赞誉。

    学习马克思主义  信仰马克思主义

    1952年至1959年,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也犯过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这恰是我在河南大学中国语文系读本科的四年和人民大学读研三年。这是我政治上追求进步顺利而又坎坷的七年,是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后当哲学教师打基础的七年,也是我初步思考所受孔孟儒学教育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己身上如何协调,既信孔夫子又信马克思的七年。

    开封第二次解放后,我开始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共产党就要学习信仰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由朴素情感上升为理性自觉,增强坚定理想信念。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从学习毛泽东著作,相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的。之后以此为基础研读马列一些重要著作,结合毛著的论述、中国的具体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思考,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揭示事物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真理,是指导我们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进步的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而且必须学习它相信它,不断改造和提高自己,搞好工作,努力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暑假回家,我在村里看到河南日报上刊登毛泽东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这是我阅读的第一篇毛泽东著作,为其强大的、历史的、真理的逻辑的力量所震撼、所折服,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重大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开师读书时,我阅读了袁静、孔厥的《新女儿英雄传》,在河大国文系,我在努力完成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重视阅读政治理论和思想修养方面的书如胡绳的《思想方法论》等,阅读了获斯大林文学奖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所著《暴风骤雨》,阅读了描写苏联英雄人物的小说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金星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中国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决心向中苏英雄人物学习。1952年起《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和第一卷、第二卷先后出版。每天早自习和星期天上午,基本上用来读《毛选》,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逐渐有了初步的了解。读革命领袖的书、听革命领袖教诲,受益匪浅。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解革命历史和当前现实,找到革命正确道路和个人光明前途的正确途径和重要方法,也增强并坚定了我争取入党、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

    我入河大不久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积极参加建党学习。争取入党就要对党忠诚,那时叫“事无不可对党言”,就需要如实交待自己的家庭经济和主要成员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经历,组织上要派人或发函调查进行核实。我认真回顾、梳理自己上中农的家庭出身、私塾中儒学教育、学校教育的影响,交待自己对革命、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提高过程。我虽然肯定了农耕世家、孔孟思想及家风家教、乡风民俗对我成长的积极作用,(本文(上)“信孔夫子”中已说,此处不赘)更偏重于上中农家庭、封建礼教对我消极作用。我家虽世代耕读,但我们家族却是个大家族,深受封建礼教影响。我身上有农民勤劳节俭朴补无华的基因,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性格懦弱等问题在我身上也严重存在,直到现在并未完全克服。家族中儒家仁义礼智信道德氛围浓厚,但封建礼教 “三纲”中男尊女卑思想却相当严重。与我同岁的大侄女玉梅解放后不止一次的说过,俺爷偏心不公平,只让俺三叔上学,不让我上学。上学确实可以改变农家子女的命运。玉梅没有上学,解放后与童年订婚解放后大学毕业的男方结婚,虽育有一子,但夫妻感情不好,玉梅又不愿离婚,双方在痛苦中过早离世。封建礼教害死人。

    我父亲很少说话,说话很有份量,这可能是他学儒信儒的缘故。母亲出身贫寒,心地善良,心态平和坦荡,说话直率,她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就是我小时候一年冬天晚上在厨房点着煤油灯,母亲和二姐(那时还未出嫁)纺棉花、做针线时母亲对二姐说的。我当时在旁为第二天做稀饭削红薯皮。至今印象深刻。可能是母亲基因的传承,党团组织的教育,我性格率直,有啥说啥,不掖着藏着,不拐弯磨角,直到现在,我仍坚持说真话、少说空话废话、不说假话。这可能是由于对母亲优秀品格的传承,更是党的培育和学哲学的结果。但人心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这种性格和作法有时因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给我带来了麻烦和痛苦,但我总觉得做老实人、说真话、干实事并没有什么错。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我又多次写材料谈家庭对我的不良影响和旧的学校教育对我的毒害,态度是忠诚的,检查分析也是深刻的。河大和全国高校一样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又开展肃反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出现了“左”的苗头。按上级要求,我班也对年纪较大历史比较复杂的同学开展了批判。对于出现的个别过火行动,我是反对的,作为学生干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加以制止。当时的大环境和个人家庭情况和经历,组织上对我的考验比较长,但终于在1955年元月经支部大会通过、上级党组织批准我为预备党员,当时叫候补党员,候补期为两年。我虽然在班上入党较晚,但毕竟入了党,无比激动和兴奋,觉得可以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为党的事业奋斗了。1955年暑假后,抽我参加肃反在省内省外搞外调,我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完成了任务。如1956年初夏,我到鄂西长阳搞外调,那里崇山峻岭,山道陡峭崎岖,天又下着大雨,爬上一两里的山坡时,雨雾就在脚下飘动。那时身体好,披着雨衣,穿着草鞋,踏着泥泞一天走百多里,在路边农家吃一顿饱饭睡上一夜后,第二天继续赶路。完成任务返回时,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湍急河流。从宜昌坐轮船赶到武汉在租住宾馆见到同志们,大家都高兴。组长说,这么多天和你联系不上,可把我们急坏了。

    成为预备党员后,我觉得预备期满后转为正式应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预备毕竟不是正式。在人民大学读研时,支部大会已通过我按期转正,上级党委因准备整风未及时推准。政治风云变幻,1957年整风反右派,我认为班上都是党团员,真诚帮助党整风,说了一些现在看来并非错误而当时不当说或可不说的话;1958年双反交心拔白旗,我用大字报检查反右派运动中的错误,反思家庭的不良影响,被评为“双反”积极分子,我的预备期却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我写了申诉材料,得到所在单位河南中医学院党组织的支持。党委于19793月中旬派人到人民大学哲学系党总支联系,并报人民大学党委有关部门批准,决定恢复我的党关系,入党年月为1955年元月19日,党籍从1957年元月19日算起。两天后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把我的党员组织关系转北京市委组织部,又经河南省委组织部于3月底转河南中医学院党委组织部。4月上旬,人民大学党委也把正式决定寄给我。曾是预备党员的我,经过近21年几乎每年都写入党申请书或思想汇报的我,终于被组织承认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中共正式党员。

    被取消预备期后,除了及时告知妻子张慈寒和在河大党委工作当时在人民大学进修的李春祥同志,也告知在新乡师院数学系读书的大侄子永定和我村党支部书记李玉璞大哥,我又专门从人民大学西郊校区到城内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人大老校区,拜访萧前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担任辅导的李秀林老师说明情况。老师说的两句话我终生难忘:“既要记住,又要忘记:记住是为了接受教训,忘记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始终践行这两句充满哲理的话又何其困难。这个教诲指导我思想行动二十余年,对于恢复党籍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曾是共产党预备党员的我认为,决不能辜负党的教育和培养,一定要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学习工作生活。而且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我一定会成为共产党员。

    1956年大学毕业,党给我一次读研究班的机会。高等学校发展需要大批政治课教师,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班(简称马研班)并扩大招生,以适应这种需要。招生对象主要是高校在职政治课青年教师和应届文科毕业生。分到河南大学十来个名额。组织上让我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哲学考试,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文章,写了一篇时事政治方面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我侥幸被录取了(如果考别的内容我会抓瞎)。由学中文改学哲学,在专业方向上是个很大的转变。文学重形象思维,哲学则讲逻辑思维,由文学到哲学,也是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此我上了学习、研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

    人民大学马研班下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四个分班。马研班主任为张腾霄,南阳人,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人民大学校长。哲学分班主任为萧前,下有四个小班,每小班二十余人。哲学班第一学年主要教学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由萧前老师讲授,李秀林老师辅导。欧洲哲学史苗田老师授课,中国哲学史石峻老师讲授,苏联专家讲了“否定之否定”专题。最后一学年组织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专题,庄福岭老师主持。班里还请知名学者给我们作学术报告,比如,艾思奇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贺麟讲黑格尔,郑昕讲康德,赵纪彬(我省内黄人,时任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大)院长,后调入中央党校)讲中国哲学史,对我们开拓学术视野、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是很大的启迪和启发。

    人大马研班领导老师一直强调,要认真研读马列主义原著,直接向革命导师求教。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才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做人做事。根据这种要求,哲学班的同学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篇》、《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济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我还读了一些斯大林的著作。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相结合,要求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铅印了毛主席在抗大所作哲学演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提纲》、油印了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作为内部材料让我们学习。用一年时间组织我们在昌平县沙河镇的劳动锻炼、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和海淀区农村。上述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了初步了解,也为之后担任高校哲学教师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我中文系毕业后读哲学研究班,不像许多同学那样有在高校教过哲学,因而知道学习重点何在、问题在哪里?我的学习是肤浅的,理解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因而毕业后回河大当哲学教师,仍有很多困难。好在有校系领导支持鼓励,有教研室领导和老教师关心帮助,自己也不懈努力,使我在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格教师道路上不断前进。

    (未完待续)

     

     
    Copyright ©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航海中路77号中州大学南校区一号教学楼一楼  网站制作:世纪梁
    投稿信箱:hjh66646348@126.com  电话(传真):0371-68755215  联系QQ:763014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