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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新理学与传统易学小议

    冯友兰新理学与传统易学小议

    郭胜坡

     

    冯友兰先生出生于1895年,去世于1990年。其一生,正好与20世纪同步。20世纪的中国,是多事的中国,危难的中国,也是急剧探索而进行自救的中国。套用冯友兰先生的“贞下起元”来说,20世纪,为中国文化的贞下起元世纪。此关键时期,也正是彰显传统易学刚健而变易的基本精神的大好时机。冯友兰先生一生虽然没有全面而系统地针对传统易学文本所进行易学论述,但他探索下所展现的贞下起元、旧邦新命的刚健变易的精神,以及他的新理学的某些构建方法,却与传统易学具有相通之处。

    一、            贞下起元的变易精神

    贞和元,是周易文本中的基本名词。在最初的意义上,贞和元都是周易的经部分对卦或者爻所进行的吉凶判断的用语,如“乾,元亨利贞”(《乾》)、坤卦六三“含章可贞”(《坤》)等。后来,随着易学的发展,贞和元转变成易传的基本概念,属于易学变易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随着象数易学的发展,随着五行的加入和阴阳卦气、卦象、干支以及河图洛书之数等的变化发展,贞和元被赋予的内容更多。近现代以来,数学、物理等学科发展起来,在科学易的领域,贞和元也随之被象征着新的科学名词。在义理易学上,贞和元主要是和仁义礼智信(圣)五德对应以及配合事物发展,象征事物的发展阶段。冯友兰先生对象数之学没有太多的研究,对贞和元的理解也相应地偏重了义理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上,冯友兰先生理解董仲舒有关元的说法为“万物皆有所始”(《中国哲学史》),表示元先于天地之天的一个范畴。至于元和阴阳五行的关系,冯友兰先生没有提及。对董仲舒元的解释,是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元作为单独的哲学概念提出来的仅有一次。这也表明,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贞和元还不足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据独立的地位。在《新理学》中,冯友兰先生论及到仁义礼智信五常,但在具体论述中,也没有提及贞和元。五常中的贞和元的转换是五常中不同部分的转换。这说明,冯友兰先生视野中的贞和元的转换,并不涉及不同事物之间,很可能是表示同一种事物的不同变易阶段。

    在《新理学》中,冯友兰先生提及到了易学的“四象”概念,讲述他对贞和元的理解。“佛家说,一事物之存在,有四阶段,即成,住,坏,空。如此一桌子,木匠将其完工,即是其成;既成之后,可存在相当时间,此即其住;此后即开始毁坏,此即其坏;此桌子完全毁坏,归于无有,此即其空。《易传》中所说元,亨,利,贞是说一物存在之四阶段。伊川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周易程氏传》)但此四阶段只是成住两阶段;元亨即成之阶段;利贞即住之阶段。《易传》所说之阴是对于事物之维持,所以《易传》对于事物之存在,亦只说其成住,而不说其坏空。”(《新理学》第二章)此后,冯友兰先生用易传的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具体说明一物之存在的成、盛、衰、毁,来对应佛学的成、住、坏、空。用易传的阴阳变易的四象来对应佛学四个阶段,这是冯友兰先生的发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发明中,冯友兰先生并没有继续论述贞和元。也就是说,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贞和元是他所认为的元是成之阶段,贞属于住的阶段,贞和元的转换没有坏空的阶段。所谓贞下起元,并不是遭受毁坏而发起,而是发展到“住”,也就是停滞的阶段之后的兴起。根据这些理论背景,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冯友兰先生所言的贞下起元,很有可能指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且这两个阶段都不是事物的毁灭,而是停滞和兴起。

    除了这些理论背景之外,冯友兰先生对贞元有过自己的解释。在《新原人·自序》中,冯友兰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四部书后来加上《新原道》、《新知言》,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在这段话的解释中,冯友兰先生所言的贞下起元,其实是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另一种表述,是在圣人之学发展停滞时期所担当的历史任务。这个贞下起元时期,也是恰好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先生解释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这段话,更为明确地表明冯友兰先生所言的贞下起元,就是民族复兴的前夕。在冯友兰先生的整个解释过程中,虽然数次说到民族的危难,但并没有提及民族的毁坏,没有表示是在民族毁灭之后的重建,也不是说从另外一个民族改换成我们自己的民族,而是恰恰相反,强调的是民族的复兴,是同一种事物的持续发展的不同过程。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自己所解释的贞下起元的涵义和他进行新理学构建与中国哲学史梳理中所提及到的贞和元的理论背景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在冯友兰先生的视野中,他的新理学也是属于传统中国文化发展出新一阶段所产生的新学问,而不是传统文化毁灭之后的断裂的重建或者全面西化的重建。

    除此之外,贞下起元的变易思想,还体现出易学生生不已、新新不停的刚健精神。在上述的冯友兰先生自己所解释贞下起元中,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新事论·赞中华》中,冯友兰先生说:“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这种对国家民族的坚定信念,刚健不息的大易精神,让读者不禁心动。到了晚年,冯友兰先生把他平生的精神概括为“旧邦新命”。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冯友兰先生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前期的思想,此时的贞下起元更突出易学的“新”的特色。冯友兰先生的这种生生不息、盛德日新的刚健精神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

    二、            新理学对传统易学的承接与创新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是探索不已的刚健人生,体现了生生不息的大易精神。同样,新理学是冯友兰先生的毕生之学,也体现出了易学的一些基本精神。新理学也是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绪论》中言到:“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并且说,“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新理学·绪论》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言接着,是什么意义上的接着,不同又是什么意义上的不同。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不能面面俱到。在本文的第一部分,贞下起元的变易精神中,我们阐释了冯友兰先生思想探索历程中的大易精神,我们这里且就新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中对传统易学,或者说是对传统理学中易学的接着讲来尝试作一简要分析。

    首先,易学平台之上的传统理学的构建。

    宋学的构建和汉宋易学之争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宋易强调先天学而汉易用宋易所言的后天学,宋易相对汉易更为注重易学中的义理之学,更为注重易学本体理论的构建,而相对轻视易学象数的实际效应。冯友兰先生所言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指的是程朱一派理学,就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在程颐和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易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理学中至关重要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理学体用论阐发于程颐的《伊川易传》,而提出“理一分殊”,对理学本体理论的太极阴阳、先天后天、理气等基本命题,进行理学体系的标志性建设,则完成于朱熹的《周易本义》及对朱熹对周易经传和周敦颐、邵雍、程颐等人的易学评论上。冯友兰先生所承接的程朱理学,正是程朱等人在两宋新时代下,对传统易学进行创造性发挥的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可以看出,新理学想要继承传统理学的框架,运用传统理学的“旧瓶子”,必然会继承传统易学的基本命题。所以,新理学的基本框架必然会在相通于传统易学。

    其次,新理学的构建与传统易学的基本范畴。

    如同程朱理学,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也是在对传统易学,尤其是程朱易学基础上改造、创新出来的。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一书是冯友兰先生理学体系的提纲。对这个提纲起到提纲携领作用的是本书的第一、二、三章。而这三章中的哲学命题,除了实际、真际是新创之外,其他二十多个命题,基本全是传统易学的基本命题。“新理学”形上学的基本逻辑构架主要是通过四个范畴和四组命题构成的。冯友兰先生自己介绍说:“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四个主要底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新原道》)毫无疑问,这四个概念和传统易学名词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对这四个概念的阐释框架,冯友兰先生也毫不犹豫地放置在了传统易学所具有的名词和概念所组成的平台之上。当然,这些概念,在他的新理学中,别有一番风味。“这四个都是我们所谓形式底观念。这四个观念,都是没有积极内容底,是四个空底观念。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四组主要底命题,都是形式命题。四个形式底观念,就是从四组形式底命题出来底。”(《新原道》)没有内容,是纯形式的命题,这或许是新理学的易学命题与传统易学命题的最大区别。在这种建构下,新理学的众多易学命题肯定与程朱理学的视野大不相同。有的学者可能会担心,这样的区别就表明新理学与易学的关系形同虚设了。但我们也不能不明白,易学之所以是易学,正是因为易学能够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内容,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甚至毫不吝啬地吸取新的文化。朱熹曾经有过一句名言:“易只是个空洞物事。”(《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意思是易之所以为易,在于我们往易里面去撞。“盖文王随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说。他里面也有指一事说处,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类。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说。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朱熹的意思是说易本身便不是指定的具体方面的物事,而是看如何来用。冯友兰先生把易所涉及的具体东西全部抽掉,只在形式上说,这样的做法,和朱熹具有相隔千年的会意。试想一下,如果朱熹生活在20世纪,也接触到了西方的逻辑学,熟悉维也纳学派,也许可能如同冯友兰先生用纯形式来言说易学的基本命题吧。

    最后,新理学的正负方法论与传统易学的阴阳概念

    正与负方法是冯友兰先生新理学的一个亮点。“新理学的工作,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新建立形上学。”(《新知言》)这个重建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进行创造性地运用,即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对于经验作逻辑地释义。这就是正的方法。所谓“负的方法”就是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比如,新理学的第一组命题:“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即‘有物必有则’”(《新知言》)。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就是“理”。这就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命题,进而把众多的逻辑分析而来的新理学命题整合构成形上学。而对中国哲学中的诸种境界,还有大全等,对不可说的东西,新理学使用负的方法。“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新知言》)正或者负,各有其相对应的特点和用途,都是形上学的方法。“人的知识,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逻辑学、算学。这一种知识,是对于命题套子或对于概念分析底知识。第二种知识是形上学。这一种知识,是对于经验作形式底释义底知识。知识论及伦理学的一部分,亦属此种。伦理学的此部分,就是康德所谓道德形上学。第三种是科学。这是一种,是对于经验作积极底释义底知识。第四种是历史。这一种知识,是对于经验底记述底知识。”(《新知言》)如此说来,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形上学的建构的新理学也属于知识的一种。但冯友兰先生并不停留于此,而是说进行进一步追求。“真正形上学底命题,可以说是‘一片空灵’。……逻辑学、算学中底命题,是空而不灵底。”(《新知言》)可见,新理学的形上学并不仅仅使用一种方法,而是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共同作用出来的。作用的结果,是形上学的知识分析并是一片空灵。

    一方面用正,一方面用负,这两个方共同作用出来一个东西。这不仅让我们联想起来传统易学的阴阳太极图。在太极图中,太极就是一方阴和一方阳共同作用出来的。而阴阳是一个象征性名词,在具体的情景中,也可换成刚柔、进退或者损益、正负等。冯友兰先生也用损益来阐释这个正负。在谈到形上学的功用时,他说:“人学形上学,未必即有天地境界。但人不学形上学,必不能有天地境界。”(《新知言》)接着,他便用损益来表示形上学的知识和境界的两个大特点。“《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与为道的工夫的区别,是否在于日益或者日损,我们于此不必讨论。为学与为道,是有分别底,用我们的话说,为学是求一种知识,为道是求一种境界。”(《新知言》)新理学的形上学,可以说是知识和境界合一的形上学,也唯此,所须用正负损益这两种方法。冯友兰先生用画画的例子来寓意他的形上学的方法。“用正底方法讲形上学,则如以线条描一月,或以颜色涂一月。如此画月底画家,其意思亦在月。其所画之月,在他画底地方。用负底方法讲形上学者,可以说是讲其所不讲。讲其所不讲亦是讲。此讲是形上学。犹之乎以‘烘云托月’的方法画月者,可以和说是画其所不画。画其所不画亦是画。”(《新知言》)正的方法,如同去画,是有形有象,正面去行动;负的方法,则是没有形象,用烘托的方法,背面或者侧面反映问题。按照传统易学的阴阳观点,刚的、正面的、表达出来的或肯定的都是阳;柔的、负面的、没表示或否定的是为阴。如此,冯友兰先生所言的正的方法有形有象,正面行动就是传统所言的阳,无形无象,侧面背后反映正是阴。这也如同周易文本中的卦爻一样,阴阳爻的含义是透过阴爻和阳爻的正面出现和相互衬托共同的作用出来的。我们说,虽然冯友兰先生并没有对他的正负方法做出直接的阴阳易学的文本上的肯定,但从易学的阴阳角度来,新理学的正负方法确实相通于阴阳变化之法。

    总之,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从其理论的出发点、理论体系的框架,以及理论思想的方法上,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都直接或间接与传统易学具有密切或相通的关系。其理论思想如此,平生经历也是如此。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这句话,是老人的希望,还是预言?我们不得而知。但就冯友兰先生的一生,确实是易学所言变易求索而刚健不息的一生。我们相信,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和人生经历定会激励无数后来学者不断为之奋斗,并最终实现这个最后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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