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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说的社会意义

    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说的社会意义

    赵清文

    近代之后,关于需要不需要西方那样的宗教,曾经在中国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宗教在一个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提出了将中国文化“基督化”和建立儒教等观点;还有人认为,中国不需要西方那样的宗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满足人们的宗教性的欲求,其中比较著名的理论有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梁漱溟的“以伦理代宗教”说、谢幼伟的“以孝道代宗教”说、陈独秀等人的“以科学代宗教”说等。作为一位哲学家的冯友兰认为,无论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来看,还是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需要来看,哲学都能够取代宗教在社会中的目的和作用。“以哲学代宗教”既具有合理性又具备可行性,从而为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宗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和解释。

    一、冯友兰对“以哲学代宗教”说的理论论证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曾经对“以哲学代宗教”的理论进行过较为系统的阐述,在其他著作中,对这一观点也多次有所涉及。根据冯友兰的论证,“以哲学代宗教”在理论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以哲学代宗教”的可行性源于哲学和宗教目的和作用的共同性。冯友兰认为:“神话和宗教,其目的和作用,都在于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知道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从其中可以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也正是哲学的目的和作用。”(《三松堂自序》第六章)在他看来,虽然形式和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不同,但在人们的生活中,宗教和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它们同样是产生于对人生问题的追问,它们的目的和作用都是要为人们在精神上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根据冯友兰的理解:“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人生问题是哲学的核心,哲学思想来源于对人生问题的有系统的反思,无论是人生论、宇宙论还是知识论,都是直接或间接以人生为对象、以解决精神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一大问题作为最终鹄的的。宗教同样是来自于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冯友兰认为,在西方,人们之所以向往天国,把今生的生活甚至财产都托付给教会,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宗教向人们所承诺的那个“安身立命之地”,尽管这个“安身立命之地”在冯友兰看来是虚幻的。从这一点上说,哲学和宗教其实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宗教和哲学在目的和作用上的这种相通性,构成“以哲学代宗教”的可行性基础。这就如同现实中具体的事物,因为两种东西有同样的用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让它们相互替代;而如果它们的用途本来就不同,当然也就没有替代的可能。

    既然宗教和哲学目的和作用上具有共通性,那么,为什么不是应当以宗教代替哲学,而是以哲学代替宗教呢?根据冯友兰的分析,“以哲学代宗教”,其必要性主要有两点。一是,同宗教比起来,哲学更能够实现人生超越性的价值。一般认为,宗教追求的是超道德的价值,但在冯友兰看来,宗教所追求的价值还不是真正的超道德价值。他说:“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是很成问题的。”(《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相反,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理解,更具有超道德价值的特征。中国人“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二是,同宗教比起来,哲学提供的信息更加科学和纯粹。“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冯友兰认为,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宗教和科学之间,总是存在着摩擦和牴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宗教提供给人们的信息是虚假的、虚幻的,和科学的要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而哲学则不然,哲学的理论以科学的发现为基础,和科学不但不相矛盾,而且相互印证。因此,随着科学的昌明,宗教的权威会逐渐降低,而哲学则会日益发展。总之,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比宗教立意更高远,形式更合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哲学应当也必将代替宗教,在人类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的寻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说的普遍意义

    在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的莫过于他的人生四境界的学说。在冯友兰的理论体系中,“以哲学代宗教”说和人生境界论是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冯友兰认为,人生达到天地境界,便可超越功利,超脱生死,从而“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八十一章)然而,根据冯友兰的理论,“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有最深底觉解,有最大底眼界”,(《新原人》第七章)这种境界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如果一般人达不到“天地境界”,也就意味着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的诱惑。因此,有些学者评论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的时候,往往认为这种理论缺乏社会的基础,没有普遍性的意义,甚至认为,宗教不必代,也取代不了。

    如果真的如同学者们所认为的,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就是一种虚幻空洞的理论,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事实上,无论从宗教和哲学在社会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方面来说,还是从冯友兰自身的理论体系来看,都不能轻易地把“以哲学代宗教”说当做一种没有实际社会意义的空洞理论。

    一提到哲学,人们想到的往往就是一个严密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高明的哲学家才能够构思起来的东西。认为“以哲学代宗教”说缺乏社会基础和普遍意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哲学。冯友兰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哲学实际上是一直在发挥着宗教的作用的。有学者则提出,在中国古代,农工阶层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因此也不可能通过研读五经四书来获得玄妙的哲理,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的说法只属于为数极少的少数人的专利,仅仅局限于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圈子之内,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以哲学代替宗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要弄清楚哲学的社会作用,首先必须要厘清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从理论形态上说,哲学是系统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具有“空且灵”的特征,建构这样的哲学体系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达到的。但冯友兰提出的“以哲学代宗教”说,虽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更多是从人生实践层面上来说的。作为人生指导的实践中的哲学,则并不一定需要理论上的完整性。在传统中国的普通民众中,“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等箴言深入人心,“天理”、“良心”等观念备受重视,都表明在中国文化中对不同于宗教忏悔的“反思”活动的重视,而这种“反思”活动,正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哲学”基础之上的。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其实也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两种不同的形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支配人们生活的,仅仅是附着在地狱、天国、上帝、教会等具体形象或形式上的宗教观念。在一定的社会中,即使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真正能够对宗教理论系统掌握和理解,或者达到“圣贤”的程度的,也仅仅是为数极少的人。但这并不影响宗教的“社会的基础”或“普遍的意义”。通过宗教的“先知”和神职人员,系统、严密的宗教理论同普通民众生动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普通群众不需要了解完整的宗教理论和其中玄奥的道理,也一样能够成为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用某种宗教的观念来指导他的人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熟读五经四书的读书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起到了宗教社会中神职人员类似的作用。他们把儒家或其他学派的“哲学”同老百姓的“人伦日用”沟通起来,成为深奥的“哲学”理论同百姓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桥梁。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以儒家为主干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来源于长期的社会文化的熏陶,或者说千百年间“圣贤”教化的结果。同时,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正是以将“空且灵”的“道”或“天理”转化为老百姓的人伦日用,用以引导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为己任的,这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作为人生的准则,深藏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没有宗教那样的外在的形式。人们看到了宗教组织、天国地狱等明确的、形式化的东西在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中的作用,但无法看到哲学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具体的载体,就认为哲学对于人们的生活没有社会基础、缺乏普遍意义,是一种肤浅、片面的认识。

    同时,在冯友兰的理论体系中,“天地境界”被当做人最深的觉解,很少有人能达到,但人生的四种境界构成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的隔绝或否定。因此,尽管能够达到天地境界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但这并不影响天地境界可以作为每个人的最终的人生目标。换句话说,虽然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不能让所有人都达到天地境界,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哲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普遍意义,也不意味着这种哲学对人们的生活没有价值。虽然目标很遥远,但它所指引出的方向还是有意义的。境界的提升体现为一个不断努力和超越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人们具体的生活本身。正是境界提升的过程性,决定了这种“哲学”的意义的普遍性,决定了人们没有达到天地境界时并非只能到上帝那里寻找生活的目标和心灵的慰藉。因此,在冯友兰的著作中,不但有《新理学》这样的专门论证“空且灵”的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的著作,而且还有《新世训》等“不过是一本通俗的书”、所讨论的境界不高的著作。这些著作所要解决的,正是普通人的生活“哲学”的问题。

    三、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说的现实意义

    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理性为人们的精神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的可能性和意义,这一观点并非迂阔的幻想或者空想,而是建立在一个哲学家对人生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的深沉思考基础之上,对于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及其走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首先,冯友兰将为人的精神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作为哲学的使命,体现了他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视。在人类生活中,既需要物质生活的满足,也需要精神生活的满足。在人们对幸福的寻求中,这两者都是基本的要素。在民族和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进步成为大家一致的目标,然而,决定人们幸福的绝不只是肉体欲望的满足。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变得空虚甚至扭曲,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中,曾经出现过此类的状况,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价值观扭曲、信仰缺失也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精神生活的缺失,尤其是人生目标的丧失,不但对于社会风气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影响着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个人对于人生的看法,以及对幸福的体会和感悟的能力。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从目的上说,是为了为人们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满足人们在精神上的追求和需要。这一理论对精神生活在人生中的意义的强调,在追求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今天,对于深化对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思考,是极有助益的。同时,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为人生价值和目的的思考,提供的是一条达到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的理性的方法,重视对人生的“反思”,而不是迷信教条、仪式、天国。这一思路同今天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建设的目标和理念,也是相吻合的。

    其次,在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宗教化问题上,冯友兰通过“以哲学代宗教”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近代之后,许多人看到了宗教在西方社会中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慰藉人的心灵的作用,主张把儒家思想宗教化,建立儒教为国教。冯友兰认为,尽管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宗教性的功能,满足着人们的宗教欲求,但不能把儒家思想看做宗教。他说:“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的生活,就觉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力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将天堂、地狱。”(《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把儒家思想变成宗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同西方各民族和国家的人相比,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最关心的一向不是宗教,而是哲学。这一点也日渐受到西方人的认同。他引用德克·布德(Derk Bodde)教授的话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一切自然标志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的。”对于布德的这一观点,冯友兰深表赞同,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以哲学代替宗教来满足人们超乎现实的追求,因此中国人对于超越道德价值的价值的回答比西方的宗教文化更具有科学性,有着更深刻的觉解。冯友兰的这一思想,在激烈地讨论如何继承和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观点。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冯友兰对“以哲学代宗教”学说的阐释,只是从文化意义上进行的一种理论论证,表明的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的一种认识,并非是主张从当下开始彻底地取消宗教。有人担心,承认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就会违背宗教自由的原则,形成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其实,在冯友兰的论证中,他只是将哲学在人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宗教的权威和影响力降低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哲学代替宗教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对于宗教在社会中的积极意义,他并不否定。冯友兰承认:“完全的觉解,是不容易有底。而不完全底觉解,则是比较容易有底。即平常人对于他与宇宙底关系,亦非全无觉解。这些不完全底觉解,表现为人的宗教底思想。宗教底思想的历史是很古底。”(《新原人》第七章)换句话说,宗教对于那些没有完全觉解的人们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宗教对于慰藉人们的心灵、维护社会的秩序的确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在冯友兰看来,这种作用是建立在模糊的、混乱的认识之上的,不如哲学提供的信息更科学、纯粹而已。在人们的认识能力还存在着一定的限制的时候,完全取消宗教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尤其是在科学的信仰体系建立起来之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的可能时,为了避免由此而造成的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危害,健康的宗教在人们心灵中树立起来的信仰和理念,及其在调适人们心理、协调人际关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对于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必须要准确、全面地把握,在承认其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反对对它的片面、极端地理解。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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