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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贡献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贡献

                               ——读书札记

     

    冯友兰是河南唐河人,我有幸和冯友兰是同乡,我家离冯友兰的家祁仪镇只有十几里路,从小我就十分仰慕冯友兰。在家乡这块土地上能出一个冯友兰这样的伟人,我很骄傲。

    近来介绍和回忆冯友兰的文章著述很多,特别是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的成立,更是把冯学研究推向了高潮。《石柱山》杂志2012第七期冯学专刊集中介绍了冯友兰的理论和事迹。这些介绍和回忆冯友兰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先生的历史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说实在话,读这些文章我感觉很吃力,这主要是因为冯友兰的哲学中西合璧,本来就很艰深,加上各个文章从不同侧面作介绍,东鳞西爪,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需要读很多文章,没有哲学基本功读不懂,何况普通人没有时间去收寻这方面的资料。好在我是个休闲之人,有的是时间。在翻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后,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贡献有了粗浅的认识和了解。我写本文的目的,在于让那些对冯学缺乏研究的普通人们进一步加深对冯友兰的认识,对在冯友兰故里宣传冯友兰起一点推动作用。

    一、冯友兰是伟大的哲学家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评论说“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冯友兰推出了自己的‘贞元六书’的哲学体系,成为真正以自己的哲学体系获得了比较广泛声望,为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哲学家。”

    冯友兰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现代新儒家是中国二十世纪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哲学史上比较具有传承性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哲学派别。

    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伯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以上引自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

    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这样的排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面或阶段性。冯是否定梁、熊的,牟是否定冯又回到梁、熊的。其他还有钱穆,徐复观,君励,君毅等,但他们有的不属于哲学家,有的学说庞杂无章,创获不多。

    熊十力的学说基本上是现代的宋明理学。由于对现代自然科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西方文明缺乏了解,对这个物质世界由大工业带来的改造历史和状况缺乏足够认识,他直接继承了王阳明、王船山来讲心性本体,虽然有些地方超越了宋明理学,同时也超越了近代的谭嗣同和章太炎等人,但终落于宋明理学巢臼,他那未经现代观念洗礼的浑沌整体的哲学观念和直观模糊的思维方式业已被时代所淘汰。熊纯粹谈哲学,并未涉及政治,其哲学始终处在中国革命洪流之外,也自然为这一洪流彻底掩盖。熊所著书及其哲学在中国社会及思想影响极小,在中国哲学的势力最小,地位最低,而知道它的人也很少。(以上摘自吕希昆、王育民《中国现代哲学史》)。

    梁漱溟的影响大于熊十力。梁漱溟从文化立论讲哲学,承继和发展了儒学传统和宋明理学。在打倒传统和西化浪潮的高峰中,梁举起儒学孔家的旗帜,重新解释和估计传统,敢于逆天下潮流而动。梁的学说,重情感、直觉、生活,轻概念、辩思、逻辑。认为此时此刻的生活本身就是本体,强调生活的活泼、流动,感情愉悦。梁的特点在于从文化角度突出了生活因异化而带来的困惑、苦恼、失落等情感方面的问题。然而由于梁没有经历过现代化所必然包含的科学化的洗礼,它的这些思想本身以及他的结论论证和概念范畴就显得相当模糊、笼统和粗糙。另外,由于梁尖锐揭露西方现代社会的病痛,强烈要求以中国传统来补救,具有民粹主义的性质和色彩。在他那里,马列主义也是舶来品。因之八十余年来,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所以梁在近代的青年中几无影响。

    牟宗三的哲学著作及体系成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他的学说基本上是熊十力和梁漱溟理论的延续,是否定冯友兰的。虽然他完成了现代新儒学整个理论体系,但属于是迟到的理论,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牟宗三的著作相当的无谓庞大,一点也不干净利落。

    在现代新儒家的四位重镇中,冯友兰的学术价值最高。冯友兰和上述三人显著不同。冯从事哲学研究的立意很高,就是要“阐旧邦以辅新命”。他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为自己的期许,表现了冯友兰强烈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冯友兰受过严格的现代学校和哲学的基本训练,留学美国,用英文发表过论著。所以,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主义概念清晰明白,论理周详细密,强调哲学的逻辑性。立意高,方法正确,从而使冯友兰的哲学研究从一开始便不同凡响。后人评价说:冯友兰在他那个年代确实是一面旗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可以努力超过他,但你不能越过他避开他,他已经达到那个年代的一个高峰。

    对于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我们可以说是门外汉,但通过学习,也可以得到冯友兰哲学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1.冯友兰哲学的思想渊源

    冯友兰一生从事中国哲学的讲授,完全是一个学院派教授而不是革命家,这也使他有时间潜心自己的哲学研究。冯友兰广博的知识面支持着他的事业。冯友兰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哲学自不待言。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受到当时流行美国的杜威、罗素、怀特海的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影响,并崇尚伯格森的创化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上述的这些思想构成了冯友兰哲学的基本面。

    2.冯友兰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用一句简单话说,冯友兰哲学的出发点,就阐旧邦,落脚点就是辅新命。

    所谓旧邦,就是指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核心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阐就是讲述和接着讲述。新命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或曰社会主义建设,辅就是帮助辅佐。

    冯友兰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尽量发掘表彰中国传统的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站在儒学传统的立场上,吸收外来的东西以呈现中国哲学的新面貌。用冯友兰自己的话说,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要接上中国哲学,作为来源之一,才会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冯友兰的和学体系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新理学》是冯友兰构建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他提出了“理”、“气”、“道体”、“大全”等一系列概念,理是物之则(太极),气是物之初(无极),“道体”是物之流变,“大全”是宇宙之整体。《新事论》、《新原人》都是新理学的应用。《新事论》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条路就是中国必须向西洋学习,走工业之路。《新原人》讲的是人生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在《新理学》中,冯友兰是主张“理在事先”的,他把整个宇宙划分为二,一是形而上的理世界,一是形而下的器世界。理世界是真际,器世界是实际。实际必有真际,而真际不必就有实际。先生所说的真际就是指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共相世界。说真际不必就有实际,就是把共相世界,推入到一个无可企及的境界。冯友兰认为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共相的,最终要有共相来统一,现在的差异就是殊相。冯友兰认为共相就是理世界。这个理世界是一个空阔洁净的世界,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据此冯友兰构建了自己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与“大全”同体的“大仁”,即所谓天地境界。他是由“穷理”“尽性”,而“知天”,“事天”,从而达到“同天”。尽管冯友兰最终没有解决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但这不是他的错,中外哲学发展史已表明这一点,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冯友兰对哲学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确立了这个理想世界——理世界。这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理世界,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进的目标和趋势。

    在《三松堂自序》中,先生批判了自己的“理在事先”的共相理论,认为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正确的回答是“理在事中”。这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把逻辑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哲学界,这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笼统,概念范畴模糊,论证粗糙。冯友兰说:“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它给与中国人一个新的思维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冯友兰把逻辑分析方法看成是哲学工作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他把自己提出的理、气、大全、道体四个观念归纳成四组命题。

    第一组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

    第二组命题是:事物必都存在,存在的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的事物必都有其所有能存在者。

    第三个命题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都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之理的流行。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一切流行涵蕴动,一切流行所涵蕴的动,谓之千元。

    第四组命题是: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

    冯友兰的四个主要观念和四组命题都是在纯思辨中借助逻辑分析方法从对经验事实的分析中得到的,而这也是冯友兰形而上学的全部内容。

    冯友兰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不是照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下来的,而是接着讲,所谓接着讲的意思是说,他自己的哲学问题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老问题,但这些问题需要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使其明确起来,并给于充分的论证。冯友兰在哲学研究中主张中西对话,中西互解,中西互补、互通。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冯友兰提出的问题都是中国哲学史的老问题,运用的词汇概念也都是中国式的,但他自觉地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在论证这些老问题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哲思,得出了全新的结论。这也使冯友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根据。中国的儒家哲学发展到冯友兰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也使后人研究中国哲学之所以不能越过他避开他的原因。

    二、冯友兰是伟大的中国哲学史家

    冯友兰一生的心血归结到“三史六书”。“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冯友兰一生的写照。

    冯友兰首先是一位哲学史家,然后才由哲学史家演变为哲学家。他是将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冯友兰一生都在大学讲堂上讲中国哲学史,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中国哲学史家。

    1.自成体系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于1931年出上册,1934年上下册全部出齐。冯写《中国哲学史》,不是采取信古或疑古的态度,而是以释古的态度来写就。在冯之前,胡适先生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但只有上册没有下册,只写道到秦。胡适是用“汉学”方法重考据。冯的《中国哲学史》则一直写到西方哲学的传入及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而且冯用的是宋学方法,重义理。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在释古中多有创见,一些分类方法是前人没有的。

    陈寅恪、金岳霖两位大师高度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们两人是当年《中国哲学史》出版的审稿人。后人的评价也很多,很高。例如张世英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史论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把史论结合的那么紧密,把中国哲学史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清晰,而且贯穿着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到现在还无人能及。” (《实话冯友兰》)

    2.一部被译成十二种语言的书《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哲学史研究中的“三史”之一,也是他一生学术创作的重要里程碑。

    该书是冯友兰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中国哲学史时的讲稿整理而成。该书的出版可谓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先后被译成法、意、西、南、捷、日、朝等十二种语言文字,传遍世界。该书的思想,语言风格及其文化哲学的涵蕴别具风格,故深受西方读者欢迎。陈战国、吕琦先生所著《世界哲人冯友兰》中这样评价:1948年到现在,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哲学简史》作为一部形神自足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其流传与影响可谓既久且广,既深且巨。它几乎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范本。几十年来,它与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一起,成为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人们普遍承认,冯友兰先生不仅把西方哲学和文化传播到中国,而且把中国哲学和文化传播到西方。《中国哲学简史》正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融合贯通双向传播的巨大成果和桥梁。李慎之先生说过,中国人因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西方人因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种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

    3.耗费三十年心血的鸿篇巨制《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里所着力完成的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学术著作。因此它也成为冯友兰一生学术创作的最后里程碑,亦可作为他的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

    《中国哲学史新编》从1960年开始撰写一卷本到1990年完成第七卷,前后30年,先生是用心血在写哲学史,也是在写自己的人生哲学。这期间,社会生活的跌宕起伏,风风雨雨,使先生身陷漩涡,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特别是80年代,先生像一个严肃的法官,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一生,终能大彻大悟。

    《中国哲学史新编》分为七卷。在《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充实了新的史料,突出了各个时代哲学家的理论思维成果,加强了民族性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注重了中国哲学产生发展及其演变    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经济背景,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史新编》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史,也是中国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在第七卷中,除重点讨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历史阶段及其性质外,还提出了“官绅转化论”和“绅权转化论”等。在论述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时,先生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先生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以前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极左思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冯友兰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比较,得出了矛盾斗争不是第一位的结论。

    张岱年先生在论及冯友兰时说:冯友兰从50年代起,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终完成了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对于冯友兰的哲学研究成果,历史会作出正确的评价,但冯友兰凭其“三史释今古”的功绩,应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哲学史家。

    三、冯友兰是伟大的思想家

    著名学者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在唐河县委中心组授课时说:“一千年后,写中华民族国史时,冯友兰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伟大的思想家。”

    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去别在于,思想家是对现实客观生活中的问题有独创性的见解,并能自成体系,哲学家则是对人类一般思维规律的研究中有成就的专门家。后者可以用逻辑分析方法作推导,而前者却不能。思想家可以用哲学的正确观念作指导,对现实生活提出创见,引导人们去实现哲学中构建的最高精神境界,因而思想家是历史发展的灵魂。

    冯友兰一生所写的“三史”“六书”及这些书的前言后记、三松堂自序等,除了哲学、哲学史,还提出大量有创见性的对客观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学说。李泽厚先生在论及冯友兰的哲学时说:冯把程朱理学的“理”“气”等基本范畴提升为完全舍弃实际内容的极度抽象的逻辑世界,但又仍然落实在现实世界的各种制度、道德、规范、标准上,以“理”来论证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可见冯友兰的哲学不仅是“空”、“灵”的,更可贵的是在“空”“灵”引导下的现实实践。

    冯友兰一生的著作言论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一个思想家独到的视角。有些言论是振聋发聩的,至今仍然是我们对这些领域进行探索的参照系。

    1.冯友兰的人本主义思想

    冯友兰认为,哲学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关于人生的反思的系统思想。哲学就是人的哲学。学习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能够使人寻找生活的真正意义。冯友兰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学”或“仁学”。他这样说道:戊戌变法的一个大理论家谭嗣同作了一部书,名为《仁》学。这个名称很可以作为我所说的哲学的名称。在中国文字中,“仁”和“人”是可以互训的.《中庸》说“仁”者“人”也 ,“仁”是儒家所说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标准。

    冯友兰在阐述儒家的“仁”就是爱人,就是爱一切人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从而提出民主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先决条件。先生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2.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生根据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把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那种对于宇宙人生无觉解或只有很低觉解的人就处于自然境界,自然境界是很低的境界。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也就是完全顺其自然之性行事。比自然境界高一层的是功利境界,这种人的觉解程度不高,或有觉解而不知“性”。处于功利境界的人行为是为利的,他们只知道有 “小我”而不知道有“大我”。道德境界比功利境界又高一层,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是为义的,他们已经觉解到人是社会中中的一分子,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人之性中含有社会性。因此他懂得为他人和社会谋利,也就是实现人之性,人之理。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天地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经过知天、事天、乐天的准备后进入同天。同天就是打破了人与己,内与外,我与万物的界限,达到我即大全,大全即我,浑然一体的境界。这就是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标。先生是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圣”的角度谈四种境界的。先生的这一理论在当今时代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要引入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利己主义,物欲横流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正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作正确引导。我们惊讶地发现先生的四境界说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几无不同之处。尽管要实现天地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那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对人类向高级社会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3.冯友兰提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是中西的融合

    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关于中国如何才能富强,如何走向自由之路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归结起来不外三种理论:一是全盘西化,二是西体中用,三是中体西用。(这里说的“体”也是有争议的,中体西用说的“体”,指观念形态,即 “中学”,西体中用说的“体”则指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争论不休,李泽厚先生就是主张西体中用的。当然李泽厚先生说的西体也包含马克思主义。

    纵观冯友兰的全部理论,没有看到他赞成上述哪种观点,但主张中西融合则是他的特点。

    冯友兰认为世界文化发展史有共相的即有类的,如果片面强调中西文化各自的殊相就是不懂类,就会拒斥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相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应当共同追求的。中国发展几千年自有它的文化根基,不可妄自菲薄。但如专门提倡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以抵制西方势力的侵入,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冯友兰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在《新事论》中反复强调:在某种低生产方法之下,社会必须有某种组织,人必须有某种行为。对于人此种行为规定,既是道德。……生产方法不是人所能随意能用者。因为用某种生产方法,必须用某种生产工具。如某种生产工具尚未发明,则即不能用某种生产方法,人亦不能知有某种生产方法。生产方法随生产工具而定,社会组织随生产方法而定,道德随着社会组织而定。生产方法不是人所能随意能用者,所以社会组织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随意能用者。

    冯友兰批评陈独秀、胡适的文化激进思想,他们认为文化的核心不在经济。因而冯友兰坚决主张,中国的出路必须走经济建设的道路,只有在经济上实现了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才是中国走向自由的唯一出路。冯友兰在承认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将世界打开。归根结底,只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将是世界文明的走向。

    4.冯友兰重新论证了 “仇必和而解”的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仇必和而解”出自北宋张载的《正蒙·太和篇》,原文是“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称此为天地之大义,即为宇宙演变的总规律。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思想,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仇必和而解”发端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易经中阴阳互立的学说,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观承认阴与阳的存在,即以善共存,达成良性的互动,实现转化和提升,即达到统一,强调的是统一性。而西方古典哲学辩证法中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学说,则把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看成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认为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强调的是斗争性,按照此理论就是既仇就仇到底。

    先生认为,一切矛盾必定通过“和谐”得到解决,他推出了自己的三段论以求证:一、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处的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后,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二、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不过它要从一个统一体转到另一个统一体。三、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破坏了“和”,宇宙万物就归于毁灭。

    冯友兰是一位世纪老人,而他生活的这个世纪又恰是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理想与强权,智慧与愚昧激烈搏斗的世纪,他老人家从亲身经历中悟出了世界的走向是“和谐”,是善。因此他大声疾呼,冒着其著述不能出版的风险,毅然写下了他的“仇必和而解”的理论。

    “仇必和而解”也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话题很长,不再赘述。

    5.冯友兰预言: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以哲学代宗教

    现在西方人都知道,中国人最不关心宗教,由此认为中国没有信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开篇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回答。冯友兰说“他们不打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于现实的追求”。冯友兰举例说“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即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四书”是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三字经实际是个识字课本,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西方认为通过宗教人们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而冯友兰却认为,通过哲学而获得的价值比通过宗教获得的价值要多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与迷信。西方人说儒学就是宗教,冯友兰说儒学不是宗教,儒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天堂、地狱。冯友兰认为宗教是由宗教哲学和寺庙、僧侣及组织仪式构成,因而当和科学发生矛盾时,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而哲学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冯友兰认为:人没有必要一定具有宗教的性质,但每个人都一定要学习哲学。具有哲学修养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哲学才是人的本质。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泰斗,冯友兰一生著述四百多万字,可谓博大精深。冯友兰去世了,但现代新儒学却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它近在眼前。19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个澳大利亚人写的《儒学的复兴》,澳大利亚前总理怀特兰撰写了前言。在这本书中的第一章便是 “孔子思想是世界的中心”。作者在对世界历史和世界新秩序作了面面观后,归结到: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儒家文化。翻译此书的学者范道丰先生在译后记中有几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此照抄于后:有人说,儒学在国外备受敬重,而中国人自己却不那么热心,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一些中国人看多了《阿Q正传》、《丑陋的中国人》之类的东西,和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的西方列强的凌辱因而满脑子都是中国人不行的自卑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后遗症,这也许不无道理。总而言之,一句话,研究新儒学,研究冯友兰,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姚丰

                   201211月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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