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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孔子被中国封建帝王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代帝王师”。儒家学说与中国社会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空前的。研究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一、儒家学说的内涵与发展

    儒家学说是在“周礼”的基础上的。孔子一生都主张恢复周礼。他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儒学的核心是礼和仁的思想。

    周礼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和敬德保民的思想。宗法制度就是一种人为的等级。宗法制度下,周天子之位由嫡长子承继,是天下的大宗。周王的其他庶子分封到诸侯国为国君,相对周天子为小宗。君在诸侯中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承继。君的庶子被封到采邑为采邑主,相对国君为小宗。大宗为尊贵,小宗相对大宗为卑贱。宗法制度就是这样一个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等级制度。

    礼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礼记·坊记》曰:“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儒家所说的礼,与周礼中的宗法制度一样,也是一种标志尊卑贵贱身份等级的制度。

    所谓仁,就是以仁德之心对待人民。儒学礼和仁的思想,与周礼中的宗法制度与敬德保民思想的内容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儒学以建立起鲜明的等级社会,建立维护天子、君利益和绝对权威的社会秩序为目的。

    儒家学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融入了法家学说和阴阳学说,从而更有效地为封建国家的政权服务。

    先秦时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使儒家学说无法发挥作用,儒家的仁政、礼制都被视为“迂阔”,于是一些儒家弟子开始产生法家思想。《吕氏春秋·当染》云:“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子贡、子夏、曾子皆为儒家弟子,而其再传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皆为持法家学说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亦具有法家思想的倾向,他们是承儒启法的思想家。

    荀子是儒家学派的大师。《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的“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的儒家。因汉宣帝名曰刘询,为避帝王的名讳,故自汉代以后,荀子在有的史籍中被称为“孙子”;“荀氏之儒”,又称为“孙氏之儒”。荀子是儒家的后代分支“孙氏之儒”的代表,又是法家学者韩非与李斯的老师。法家学说当出自儒家。荀子说:“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荀子主张以礼、法治理国家。

    梁启超先生说:“法家者,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者也。其所受于儒家者何耶?儒家言正名定分,欲使名分为具体的表现,势必以礼数区别之。”[]

    董仲舒的汉代新儒学又是儒家学说与阴阳学说的成功结合。董仲舒的新儒学是为了维护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创立。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学说。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一种道德准则。五常对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认为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即要施行仁政。

    董仲舒还提出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理论。董仲舒在其为皇帝上的“对策”中说:“臣仅观《春秋》之中,视前世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为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列传》)董仲舒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提出谶纬学说。西汉时期,儒家与法家、阴阳家等对统治者有利的学说已经合流。

    宋代二程、朱熹提出理学,明代王阳明提出心学。二者建构并丰富了儒学的哲学体系,但在政治学说上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从孔子到董仲舒,儒家学说已完全与封建王朝的政治相结合。

    二、儒家学说与中国政治的关系

    儒家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儒家学说的核心“礼”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的学说。在礼制的调节下,臣要无条件地服君,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所有等级地位低的人要服从等级地位高的人。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专制王权的核心就是人为地建立一种宝塔式的等级,而皇帝,也就是天子,就在宝塔的最顶端。等而下之,各级大臣根据各自的身份等级处在宝塔的不同地位。在宝塔的最下端,就是普通的百姓。维护这种等级最有效的理论就是儒家的“礼”。《汉书·礼乐志》云:“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誖,则王道备矣。”如果天下一日无礼,就会“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礼记·礼运》)所以国不可一日无礼,礼废,就会“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只有礼,才能使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得以稳定。封建帝王以礼教化百姓,就是让百姓们认可并服从这种人为制定的等级制度。

    儒家学说的另一个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也。儒家学说要求上从帝王,下至封建国家的大小官员,必须勤政爱民。儒家主张仁政,反对苛政。儒家学说要求帝王和国家的大小官员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要求他们从政做人都要正派,要有正直的品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做人做事要有廉耻之心,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要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做官的清德,不欺暗室,应奉公守法,恭敬有礼,有强烈的耻辱感,把“行己有耻”放在第一位;提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论点,认为这样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儒家学说要求帝王和各级官员要亲贤臣,远小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儒家学说要求人们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儒家的仁政学说可以说确实是老百姓所期待的,也是平民百姓所能够接受的。如果封建国家帝王和官员都能按儒家的仁政精神去治理国家,那么国家的盛世就会出现。

    儒家学说认为,天子和官员在治理国家方面应该有极强的责任心,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儒家的道德观和耻辱修养观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的品格。

    儒家学说的这些治国治民的理论可谓是治理国家的良药。如果封建国家能以礼、仁的精神去治理国家,那么“礼”保证了封建国家的等级制,维护了皇帝和各级贵族的利益;而“仁”又能使平民百姓们认可接受,这样封建国家的秩序就可以得以稳定。

    儒学关于君主至尊的等级思想,对维护封建帝王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其仁政思想、清廉任贤又可使封建社会政治清明。隋唐以后,封建王朝又把儒家经典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封建帝王如以儒家学说和理论治理国家,那么就会出现封建王朝的盛世,如汉唐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反之,则会导致衰亡。

    儒家学说是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学说。儒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起着积极的作用。

    三、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沉浮

    儒家学说在历史上也几经浮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才与中国政治相结合。

    春秋时期,儒家学说产生。儒学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贵族的等级制,维护天子、君的绝对权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

    春秋社会中,周天子的地位下降,诸侯的地位上升,这是个不可更改的社会现实。春秋中期以后,在许多诸侯国中,诸侯国内军功贵族地位上升,君地位式微,出现了大夫执政掌权的局面。孔子的母国鲁国国君权力下移,三桓掌权。晋国经过春秋时期长达100多年的争霸战争,军政大权逐渐落入军功贵族之手,晋国权归智氏、魏氏、韩氏、中行氏、赵氏、范氏六卿;以后六卿火并,导致了三家分晋的局面。齐国的大族经过长期的争夺,最终田氏击败了国内的强宗大族,掌握了齐国的大权,田氏伐齐。姜姓齐国变成了田姓齐国。这种情况是孔子无法改变的。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地、执着地希望参与政治,以期实现他济世济民的理想,以使天下走上“正名”、正等级的轨道,维护等级制和天子、君之权威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扼制儒家的学说和理论的发展。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理想在春秋时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这些情况就是孔子在鲁国被夺官、被驱逐,周游列国受冷遇、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原因。

    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也是受排斥的。其原因是儒家学说与战国的形势不相适合。是时,诸侯各国正在进行的以兼并他国为目的、以欺诈为手段的战争,才是战国时期的主线。而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却劝国君施仁政,不攻伐,爱护百姓,这对那些丧心病狂地进行着你死我活战争的诸侯国君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法家的统治思想始终是秦国的主导思想。在法家思想和路线的指导下,秦国愈战愈强。战国后期,秦国具有压倒关东六国的优势。在这种形势下,儒家思想很少在秦国传布。孔子周游列国时,似乎从来没有考虑是否到秦国,因为儒家思想根本不会为秦国所容。

    秦王政执政以后,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书传至秦国,受到秦王政的青睐,对秦国的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后来秦统一六国,秦王政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在大臣的拥戴下,秦王政自称为“始皇帝”,希望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上疏秦始皇曰:“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臣请史官非《秦记》则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秦始皇的这道命令下达以后,儒家经典书籍成为“禁书”。一把秦火烧了自西周以来、传布千余年的儒家学说的书籍。儒家学说受到空前的打击。秦始皇即皇帝位以后,为了永享富贵,派方士去寻求长生不老仙药。而那些方士骗得钱财,却无处为之寻药,于是相继逃去。始皇闻此事大怒,于是“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記·秦始皇本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儒家学说在秦朝遭到灭顶之灾。

    西汉建国后,探求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秦王朝用法家学说治理国家、而成为短命王朝的现象引起了西汉帝王的警惕。西汉帝王愈来愈感到儒家学说对封建国家的重要作用。儒学的等级思想、君主至尊思想、仁政思想都是封建王朝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国家安定所必须的理论。西汉初年,叔孙通定朝仪、陆贾作《新语》、贾谊易正朔、正服色、定礼乐、仪法等制度。儒家学说逐渐与封建政权相结合。

    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愈来愈认识到儒家学说是最适合他们的理论。儒家学说对于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汉武帝采取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定儒学为一尊。儒学从此走出低谷,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理论。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外以儒家学说为名,而实际采取外儒内法的手段,这样就形成了西汉新儒学思想体系。汉武帝在位53年,共任用13个宰相,但被他杀了9个。这与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是不合拍的。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汉武帝为了鼓励儒学之士,曾置“五经博士”。“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东汉时又增《论语》、《孝经》,共七经。

    隋唐时期,中国官场取士以科举考试为主。儒家学说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唐代把儒家经典定为九经:即《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经》分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又加上《诗》、《书》、《易》,共九经。宋代在此基础上又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共十三经。宋元明清时期,十三经成为儒家经典的定型。自汉武帝时期起,儒家经典赫然立在了先秦诸子百家之上,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是儒学发展的顶峰时期,孔子受到的尊崇也是空前的。雍正皇帝下诏说:“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我皇考崇儒重道,超轶千古,凡尊崇之典,无不备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读书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

    明清是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任何一种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盛极而衰,走向反面。清朝时期,儒学出现了全面的衰颓。

    四、儒学的衰颓

    明末清初之际,儒学被封建统治者推到最高峰,而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实学思潮。

    明朝末年,明皇室的腐败终于引起了李自成、张献忠等暴风雨般的农民起义。明朝江山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中迅速走向崩溃。明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明江山改朝换代,满人建立了大清王朝。这使得儒家思想哺育起来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他们不仅对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产生怀疑,而且也认识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从而产生了明末清初的实学。士人们对亡国进行认真的反思,对自宋明以来我国盛行的“理学”与“心学”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理学”与“心学”空谈心性、义理,远离社会现实,让人们循规蹈矩。这可以使士人们匍匐在封建帝王的脚下,对封建帝王是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的,但面对外族的入侵,却毫无办法

    明末清初的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也认识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封建帝王宠阉党、宠权臣,一手遮天,是阉党、权臣的总后台。没有封建帝王的专制,就不会有阉党、权臣的横行专权和腐败。明朝就是灭亡在他们手中,这是任何人都看见的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因此在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的心中产生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是必然的结果。

    明末清初,我国出现了早期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也可以说是实学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这些人多是明末的进士,有些则是东林党人的后裔,如黄宗羲。他们抱着忧国忧民的理想,反对明朝以来的空谈之风,主张经世致用,并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的主张,开明末清初民主思想之先河,成为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肇始了儒家思想的衰颓与沉沦。

    当时代进入了1819九世纪,西方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特别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儒学再一次显得那样无力。中国知识分子为此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向自认为是诗书礼乐之邦的天朝大国却蒙受着丧权辱国的耻辱。自古以来,中国总以为是以夏变夷,而摆在眼前的情况却是夷人的猖狂,于是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中国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学产生了怀疑。几千年来儒学统治的基础动摇了。

    我国近代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当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紧接着,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改革自强的思潮。

    戊戌变法之后,以孙中山为首,陈天华、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为目标的,因此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的儒家思想被彻底地否定。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儒学的批判,是对儒学致命的一击。

    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认清了几千年来儒学维护的封建帝王统治的实质,开始对儒学进行猛烈的冲击,在中国引起了狂飙似的震动,从而引起了儒学的全面衰颓。

    五、客观地评价儒学

    从政治上讲,儒学确实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学说。然而,儒学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而不衰,除了封建帝王的树立和提倡之外,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也是重要的原因。儒家主张仁政,给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主张虽然是为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但所表现出来对民的爱护也得到了下层人民的认可。

    儒家的道德观是我国人民两千年来恪守的道德理论基础。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宽恕忠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敬老爱幼、乐于进取等,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和理想人格。孔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激励着中国的志士仁人去建功立业、英勇奋斗。孔子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杰出的教育家。他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使学移民间。孔子第一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孔子对教学的规律有深刻的见解。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这些都是作为教师值得借鉴的教育方法和思想。

    孔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对教学规律的运用和掌握,都有独到之处。这些都是我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是教育学的宝贵财富。

    我国的早期革命家陈独秀曾激烈的批判孔家学说。他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③]又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之人格,三纲之说为之也。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④]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尖锐地批判儒学的三纲五常,即儒家的等级思想;但陈独秀也不否认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孔子之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又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绝对承认之,而不丝毫疑义。” [⑤]在这里,陈独秀既批判了孔学在历史上作为封建帝王统治的工具,又肯定了儒学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及其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心态的巨大作用。张岱年先生说过:“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今天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学文化),汲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继承光大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乃是当今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 梁启超.1970.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 1986.四库全书·欽定國子監志·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本文渊阁

    []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二卷2

    [] 陈独秀.一九一六.《新青年》第一卷第4[] 陈独秀.答俞颂华.《新青年》三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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