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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中和”思想与和谐中原建设

    中和”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这一精神已深深地内化于民族心理之中,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乃至审美趣味。因此,研究儒家文化,挖掘“中和”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中原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和”思想的内涵及其基本特质

    “中和”由“中”与“和”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范畴组成。“中”的内涵颇为丰富,除了我们常见的中间、中央的意思之外,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含义:一是适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说文解字注》所说的“合宜之辞也”。二是正。就尚中的思想渊源而言,《周易》认为阴阳对立统一,和谐稳定即是“中”的表现,因此,《易传》中说“中行无咎”,意思是居中而为即可无恙。其后,孔子的弟子子思将“中”视为“天下之大本。”(《中庸》)这样,“中”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之中、尚中、贵中是中国古代文化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的内涵同样十分丰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被应用到天、地、人之间,无所不在。在古汉语中,“和”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字还有描述事物存在状态的形容词的作用,表示“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的意思。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新书·道术》:“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

    从“和”字的古汉语喻义,推之到古代哲学范畴,“和”就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刻在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可以说是儒家和谐思想的概括。“中和位育”出自《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中和,和合,是天地万物存在、发展的规律。孔子是我国古代“和”理念的集大成者。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是把“不同”而又和谐相处相生,看作事物的本质,看作做人的根本原则提了出来。“和”不是盲从附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因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不同方面、不同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相反相成,构成事物的存在,推动事物的发展。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和而不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中和”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涉及哲学智慧、思维方式、道德修养等方面的重要范畴,其基本特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和”是具有辩证思维的认识论、方法论。“中和”要求“允执厥中”(《尚书》)。孔子是非常崇拜舜的,他说:“舜其大知(智)也与,舜如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矣。”(《中庸》)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是有违“中道”的,主张要“叩其两端”、“执两用中”,就是强调事物及对事物认识的对立统一。“中和”是一种全面的、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孔子以及儒家的中庸、中道、中和思想并不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而是在认识和解决矛盾时需要把握适度。《中庸》第一章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未发”,就是“性”,即是“天道”。因此,在儒家看来,“中”具有“中节”不仅有本体论的含义,而且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含义,而绝非折衷主义所能包蕴。而就“中节”点的把握而言,并不是没有是非判断标准的量的平分,而是在质的判断前提之下取其“中”。儒家一直十分重视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如果“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论语·学而》)便是失去原则、失去标准的折中、调和。在儒家看来,人格的最高标准是“中行”,其次是“过”与“不及”的“狂狷”,最次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的“乡愿”。而“乡愿”与“中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标准,两者的重要区别其实就在是否具有是非判断的标准。可见,儒家所尚的“中”、“中道”、“中庸”、“中和”并不是无原则的简单的折中,而是含有某种对立统一意味的“大本”,是一种含有多种不同元素的统一。

    其次,“中和”是动态的平衡,亦即“时中”。孔子和儒家的论述“叩其两端”、“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等就是认识事物中节点的方法。而这一“中节”点会因“时”之不同而发生变化,是孔子乃至儒家思想具有辩证思维的重要特征。孔子认为“中”是变化的、动态的。“执中”、“用中”并不是僵化保守、一成不变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在后人看来,孔子正是“时中”的典范。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中庸》一书对于“时中”的论述更为详密,诚如朱熹所言:“‘中庸’之‘中’,本是无过无不及之‘中’,大旨在‘时中’上。”(《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事实上,讲“时中”,讲通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内涵之一,儒家重要经典《周易·系辞上》的“生生之谓易”,就以讲生化变易为旨趣,即《易传》所谓“天地变而万物通”。“保合太和”、“时中”也是《周易》的精髓所在。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阐发了“时中”的含义,如张载说:“顺变化,达时中,仁之义,义之尽也。”(《张载集·正蒙·神化篇》)就是说,变化、时中就是仁义的至高境界。朱熹则说:“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他解释“时中”为“随时处中”。这些都是说“中”是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的。可见,“时中”是“中和”、“中道”的重要特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通变发展的进取精神。

    最后,“中和”是多元共生、和谐对称的状态,因而也是中国古代的审美标准。西方美学常常以美的两极——优美与壮美表示美的形态,而中国古典美学尚中和,尚含蓄,追求和谐与对称的美。儒家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就是说要取得一种和谐温雅的美,在内容上要得情之正,要“思无邪”。孔子以《诗经·周南·关睢》为例认为,诗歌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要和谐中节。儒家提倡的“中和之美”,是超越于阴柔与阳刚之上的至美。同样,中国古代在音乐方面也崇尚中和。《礼记·乐记》中说:“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中和之音”因其审美功能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君子听之,可以平其心,心平则德和。”《尚书·尧典》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就是说,多种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能够协调和谐地演奏出和美的乐曲,这种声音的美妙甚至达到神、人和谐的效果。中和之音还具有实现社会和谐的功能:“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礼记·乐记》)通过共同的审美愉悦达到了君臣上下、长幼、父子兄弟和谐融洽的社会效果。音乐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效果,就在于“乐”可以“和”。由此可见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对中和之音、中和之美的极端推崇,而成为中国古代一种普遍的审美理念。这种美是一种刚柔相济的和谐美,是中国古代尚中、中庸思想在美学领域的自然延展。在中国古代,这种审美理想也潜隐于道德教化与治国方略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二、中和”思想对于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和”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要以一种审美的形态完美地处理复杂的自然和纷纭社会中诸种关系,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以实现人的审美愉悦和道德诉求。和睦夫妻、和合家族、顺和邻里、和气生财、和谐社会、和衷共济、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层次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因而成为广及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的“中和”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礼之用,和为贵”——人与人(社会)关系中的“中和”思想。构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处理好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由人按诸多关系组成的集合体。社会和谐的基点是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类社会应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因为安定有序才使得社会得以平稳发展,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和谐共存。有序与和谐才能使人与自然、人与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统一。在中国古代,“礼”是表示社会秩序的范畴,礼以明分别,礼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的。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这种适当的、有序的差别也是促使人类进步与社会文明的一种趋动力。但是,这种差别必须以“和”为贵。差别要有序,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礼”的差别应当遵循适度的原则。利益各方如果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极端化,势必会破环“和”的局面,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倒退。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需要不断调节社会的利益分配,实现各方利益动态的“和”的平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有丰富的“致中和”的思想资源,不但是丰富的政治、经济层面的理论资源,还有更为丰富的道德伦理资源。道家也讲“中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中国古代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协调、处理由自我、到家庭、到国家的和谐关系。从以“修身为本”,家庭内的孝悌慈爱,人与人之间的兼爱和乐,中国古代有一整套关于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一切不但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理论借鉴,而且已成为深厚的文化积淀,融入到了民族的社会心理以及行为规范之中,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的文化资源。

    其次,“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和”思想。构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个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以求得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和”思想所憧憬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这一理想动因之一是基于儒家万物一体的观念。人类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一经产生,就与自然界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不可分。中国古代思想家把天、地、人称为“三才”,讲天经、地义、民行。在天、地、人之后加个“和”,形成“天地人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而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与西方以人的意志改造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伦效法自然,《周易·乾·文言》中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老子》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等等,都体现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观念。古人所谓“天地合其德”,就是指人与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以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不论儒家还是道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主张“天人合一”,而且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宋代儒学家论之甚多的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典型表述。这些思想正体现了中华文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精神,以仁者之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象对待自己身体一样爱护一切,爱护自然。这种将仁爱精神延扩至整个宇宙,正是中华文化所独具的特质。

    最后,“协和万邦”——国家关系中的“中和”思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中和”思想,不但体现在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而且还由内及外,以至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中,主张“协和万邦”。“和”能由近及远地团结天下百姓,《尚书·尧典》说:“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亲,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只有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才能使黎民百姓过上雍和熙乐的生活。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友好相处、生存发展的共同家园。中华民族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又是善于学习别人与之友好相处的民族。从文化层面上说,不仅我们的儒家和道家“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共同发展,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提高自己。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都有各自传承发展的历史,所具有的社会心理、认知模式乃至行为方式,都具有不同的特色。各种不同特色的文化共同组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文化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人类文化的进步应是在肯定各国文化的特征及其长处的前提之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各种文化应该是“和而不同”、互相尊重的关系。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协和万邦”过程,在不断吸取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表现了“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汉末佛教从古印度传入,就经历了被中华文化吸取消化,使其不断中国化,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重要元素中华佛学的过程,从而使中华文化形成儒、道、佛(释)三家并存、共同发展光辉灿烂的局面。宋明理学就是因融合外来文明佛学而兴起的,从而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西方文明的传入同样使中华文明面临发展危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文化正是在各种不同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撞下,逐步走向融合发展的。可见,各种文明之间和谐共处,相互吸收,正是“中和”精神的体现。我们应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在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中,容纳吸收外来文化之长,以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应该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和文化,都是该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和”、“和合”思想和理念,产生、形成、存在于生产规模狭小的我国农耕社会,不能不受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从《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是根本没有条件也无法实现的。但是,圣哲先贤们关于“中和”、“和合”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弘扬儒家“中和”思想,构建和谐中原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布局中,在推进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的同时,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西方文化中和谐社会理想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弘扬,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对我省而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中原崛起目标的重要保障。

    河南有中州(“河南在华夏之中,故曰中州。”《幼学琼林》)之称,又有中原之谓。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有三千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数千年来,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危关乎天下兴亡,经济发展关乎国家盛衰、文化繁荣关乎民族荣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作用。河南文化底蕴深厚、凝聚力强,对全国甚至海外都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祖国的认同,对国家的统一,都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河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崛起谋发展,围绕跨越做文章,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科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当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河南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使河南实现了四大历史性转变:由经济落后省份向全国重要经济大省的转变;由温饱不足的省份向全国第一粮食生产大省的转变,河南已成为全国第一粮食生产大省,成为全国最大的粮仓;由传统农业省份向新兴工业大省的转变;由文化资源大省向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转变。今天的河南生机勃勃,前景充满光明。当然,客观辩证地看,河南发展中还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普普通通、踏踏实实、不畏艰难、侠肝义胆的河南人,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中州崛起、构建和谐中原。在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生长起来的河南人,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文化底蕴深厚,很有智慧,在平凡之中有伟大追求,平静之中满腔热血,平常之中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三平”精神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精神境界,是对新时期河南人精神风貌和高尚品格提炼和升华。河南人这种精神风貌和高尚品格,连接着河南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河南人身心上的具体体现。弘扬儒学“中和思想”,促进各方面的和谐,化解河南这样那样的矛盾,凝聚各方面的有生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能为促进和实现河南跨越式发展,提高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河南省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河南发展的奋斗目标、战略举措、总体思路等进行了丰富和完善,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河南。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是中原崛起的应有之义。中原历史文化蕴涵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以处众、内和外顺等丰富的和谐思想,是构建和谐中原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和”或曰“和合”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和谐文化能够增进共识,指引中原人民以沟通求理解,以共识求团结,以包容求共生,以合作求共赢,从而有效消除经济社会发展的摩擦和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现在提出和谐中原建设,并不是说过去社会和谐现在不和谐,而是发展阶段不同,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同。在当前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要关注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有序,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的目的。我们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如果社会不和谐,如果社会和经济发展脱节,社会矛盾加剧,发展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出现动荡和倒退。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中和”“和合”为主要内容的中原传统思想和传统道德要能够得到传承和弘扬,一定能够强化约束,以润物无声的形式沁润人们的心田,转化为人们礼让、守信、敬业、团结等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避免社会失序现象的发生。我们要弘扬和谐文化传统,加强对河南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力弘扬中和文化,让中和观念深入人心,使和谐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汇聚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大合力;要创新和谐文化内涵,适应新阶段、新形势对促进社会和谐的新要求,积极开展和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营养,不断丰富和谐思想内容、拓展和谐文化领域,加快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原和谐文化;要强化和谐创建活动,积极开展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教育活动,深入推进和谐社区、和谐村庄、和谐单位等创建活动,把和谐文化有机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使其成为联结人们心灵的纽带、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宝、处理利益冲突的利器,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崇尚和美、人人维护和谐的生动局面,以促进和保障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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