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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道德建设机制刍议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是指它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中的性质和相互联系。如果借用该词思考道德建设机制问题,那么,道德建设机制是指道德建设特有的功能、运行方式和内部各系统的相互关系。道德建设机制是手段和形式,是为道德建设的内容服务的,是道德建设系统中的重要方面。古人没有用机制这个词,但是作为道德建设的运行方式在古代是存在的,而且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古代道德建设机制对我们今天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借用机制一词,总结古代道德建设方式、方法与形式的经验,对于改进和完善目前中国的道德建设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古代道德建设机制的主要经验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在道德建设中,特别重视官方的引导作用。同时,中华五千多年的文化,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完备的理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始终把伦理道德建设放在首位,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道德教化。中国历史上不仅提出了丰富的伦理学说,形成了系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而且在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伦理道德建设的机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内在运作方式,保证了中华精神文明的发扬和光大。

    中国哲学将“道”与“德”作为哲学的一对范畴,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这里的“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图景,“德”指立身依据和行为准则。孟子讲:“尊德乐道”。《孟子·公孙丑下》“道德”一词始见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伦理指道德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规范,道德与伦理有时通用。道德建设是由理想人格转为现实的过程,是国家、社会与个人合力的结果。中国古代道德建设机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包括组织、运行、互动、激励和保障等方面的内容。

    ()国家组织、引导道德建设

    1、确立并推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主导的文化,伦理思想始终是儒学的中心。道德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孔子是奠定中国封建道德基础的思想家,他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道德的三套条目,一套是“仁义礼智”,一套是“孝悌忠信”,一套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孟宣扬的“仁义”思想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汉代的董仲舒把儒家的道德宗教化,把仁义与天道结合起来,用王道三纲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用封建伦理纲常来教化人民,对于伦理原则也不断的充实,形成完备的道德原则,在历史上对人民的思想影响极大。

    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目标都是以德育为中心的。孔子曾明确讲过,做人首先要做仁德之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宋明理学家更是强调“德性之知”优于“闻见之知”。儒家把人作为其学说的根本。儒家认为,人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此。从肯定人具有独立人格出发,儒家提出了理想人格的构想,即“智、仁、勇”三者的统一。

    为了保证仁义道德成为社会的公共道德,就必须采取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把国家认可的善恶评价标准向全社会推广。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但如何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离不开国家的引导作用。中国古代国家推行的道德教化机制,对中国社会人伦关系秩序的建立与社会的稳定具有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历代政权组织都把道德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并把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溶为一体,注重教育中的道德教化作用,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这一政策确保了国家道德教育通过学校教育这一载体得到落实。中国从商代起已有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的兴起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在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也完成了向人民群众灌输伦理道德思想,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任务。西周的天子和诸侯为了表示尊教重德,每年都要视察学校,视学的次数多达每年四次。西周承袭前代的作法,把养老与视学结合起来,国家把富有经验的老年人集中起来,向后代人传授知识和宣扬伦理道德,养老院也就是最初的学校。西周天子在视学的时候也举行养老礼,以示天子尊年敬德。西周建立起了一整套组织完备的学校制度和学制体系,国家对教育采取高度垄断,形成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个等级。国家所用人才,都要经过学校教育和考察,考察的内容包括能与贤两个方面,把考察和官吏的选拔统一起来,是西周乃至以后历代王朝一直遵循的原则。

    汉代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包括伦理道德准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家开创了太学,太学生学习的内容是儒家思想,经过考试,合格者可以直接做官,实行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的政策。同时,朝廷开展整理古籍、厘订文字的工作。汉代的文教政策对后来的教育以及道德教化起了规范化、定型化的作用。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唐代的文教政策,不但重视教育,重视儒经的整理与研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封建学校教育制度,而且重视国际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宋代是教育事业空前大发展的时期,教育的发展与宋代的文教政策分不开。宋太宗主张:“兴文教,抑武事”[①],“以文化成天下”。[②]宋初诸帝之所以嗜书成癖,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书籍不仅可以“广闻见,增智虑”,而且是“教化之本,治乱之源”。[③]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彻底改变唐末五代穷兵黩武的战乱局面,提出了以文治国的方针,把尊孔崇儒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同时支持儒、佛、道三家融合。明太祖朱元璋虽知文墨不多,但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亲身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因而早在立国之初,便将发展教育事业置于国家最重要的地位。他说:“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④]从而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在全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网络,普及程度为“唐以来所不及”。明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与此同时,又采取种种措施,加强思想控制,其文化专制统治也超过了任何朝代。

    2、在尊儒的同时,重视发挥宗教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

    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相应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是宗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内涵。中国宗教,从“教”这个字面意义上来看,实际上也体现了教化的含义。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

    中国早期的宗教是宗法性宗教,在夏、商、周三代居于国家宗教的地位,并且是当时社会惟一的意识形态。牟钟鉴先生提出,中国宗法性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宗庙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宗法性宗教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不了解这种宗教和它的思想传统,就难以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也难以认识各种外来宗教在顺化以后所具有的中国精神。[⑤]他指出,正是这种宗法性宗教才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一以贯之的“正宗大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信仰,各种外来宗教都得顺化于这种信仰方能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立下自己的脚跟。

    中国古代宗教从西周初年,经过周公的宗教改革,就开始走上了伦理化的道路。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重要观念,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社会伦理的属性赋予了天神。在这里,“天”不是单纯的自然主宰,而是人间善恶的裁判官,统治者是否“修德”成为能否邀获天命的决定因素,重人文、重自力成为周代宗教的特色。宗法性宗教是中国宗教的主轴,这是中国宗教的特色。由此出发才能了解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各宗教间关系。因此,也使人明确地了解到,为什么中国的宗教与伦理道德教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宗教教化人民的作用,对宗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他们利用宗教,把宗教教义作为规范人民思想道德行为的工具。中国自隋文帝始,开始推行三教并奖政策。隋唐的统治者从国家政治需要出发,把佛教、道教看作安定社会、纯厚风气、教化百姓的有力手段,因此大力提倡儒、佛、道融合。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笃信儒学,不信佛教、道教,他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道”,“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至于佛教,非意所遵”。[⑥]但他却大力倡导尊佛重道,原因就在于,倡导佛道可以“治化”百姓,安宁人心,改善民风,巩固社会秩序。唐朝政府不仅对儒、佛、道大加提倡,对于各种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火祆教等都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促成了宗教文化同其它文化相融合,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对规范民众的道德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3、改革生活方式,促进民众道德观念的转变

    生活方式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道德发展程度的展现。道德观念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体现出来。中华民族形成的仁爱、忠孝价值观,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历史上不少统治者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都十分重视生活方式的改革。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就是中国历史上进行生活方式改革的著名政治家。赵武灵王在进行政治、军事改革的同时,开始生活方式首先是服饰的改革。这就是历史上称为“胡服骑射”的改革。服饰的改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俗,有利于生产、生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北魏建国以后,作为统治者的鲜卑族认识到,自己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要统治华夏大地,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魏孝文帝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包括生活方式的改革。魏孝文帝推行了彻底的移风易俗,实行全面汉化的政策,革除鲜卑旧俗,禁胡服,改汉装,改鲜卑语为汉语,改革姓氏制度等。不论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魏孝文帝的禁胡服,改汉装,目的都是通过生活方式的变革,推进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的变革,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也曾颁布法令,革除社会恶习,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缠足,下令一律剪辫子等。这些对社会的道德观念的更新,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立涵盖全社会的道德教育体系,形成道德教育网络

    道德建设作为一个社会事业,主要靠社会教育和舆论引导的手段。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中国古代统治者把这一任务落实了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层面上。

    1、建立以文育德的学校道德教育机制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道德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教人学习知识,首先要教做人的道理。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首先要有德。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如果在文化教育中,只重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而丢掉了对人的思想品德的教育,就达不到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目的。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同时也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一般来说,人们都要在学校度过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对人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校要把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作为重要任务。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都要自觉地体现教书育人的办学方针,并且把建立与之适应的工作机制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应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课堂教育以外,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学校教育中,不论官学、私学还是书院教育,都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大力提倡教书育人的思想。要求教师不但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道德。教师不但对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张载认为,学习就是为了修身进德。他说:“博学于文以求义理,……勤学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可以力致。”[⑦]他要求教师应以身作则,自己德性充实,别人可随而自化,他说:“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己德性充实,人自化矣,正己而正物也。”[⑧]程颢、程颐在从事教育实践的几十年中,总结出了“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教育指导思想,提出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邵雍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经世之才,而核心是“正人伦”。他说:“人贵有德”,“才不可恃,德不可无。”[⑨]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朱熹承袭儒家学者的一贯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明人伦”。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⑩]在《白鹿洞书院揭示》里,他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学者学此而已。”[11]所谓“明人伦”的教育目的正是体现“天理”、天地之性的根本要求,符合程颢、程颐揭示学为“圣人”的教育理想。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12]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的批评也切中时弊。为了实现道德教育的目的,朱熹提出了以立志、主敬、存养和省察为四大端的修养方法。“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也就是要树立学为尧舜或为圣贤的远大目标。所谓“主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尝谓敬字似甚字,却是个畏字。”[13]即是培养小心谨慎的道德态度。所谓“存养”,就是要求学者专,心。他说:“如今要下功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恁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自然迎刃而解,皆无许多病痛。”[14]所谓“省察”即反省、检查。省察是在人的私欲“将发之际”和“已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察,把私念去除。

    朱熹关于道德修养的主张以立志为先,只有确立了远大的志向,才会专心致志地去做主敬、存养和省察的工夫,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求放心”的工夫。心之所以“放”,并非是说心真正跑到外面去了,倒是因为吾人常与社会接触,难免为不良环境所习染,为嗜好的物欲所蒙蔽,以致精神昏昧,私意横生,本然的善心也就随之丧亡了。因此必须随时随地清醒、谨慎从事,做好保持和省察的工夫,以恢复原有的善心。这正是朱熹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

    2、建立广泛的社会教育网

    社会教育是历代统治者尤其重视的方面。社会风气与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特别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影响,不亚于学校和家庭。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使青少年难于辨别是与非、好与坏,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因此,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必须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的社会环境。也只有在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中,才能真正实现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并把社会教育同地方政权建设、社会风俗改造和封建道德知识的普及结合起来。宋朝统治者曾大力宣扬尊孔崇儒,对民众进行封建伦常的教育;还时常用诏令、文告的形式训育民众。理学家们更是身体力行,把“布宣德化,导迪人心”,“正名分厚风俗”[15]视为己任。他们要求民众做到“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争,安争循理”。[16]

    封建统治阶级还把道德教育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借助乡里、宗教和家庭的力量,利用封建基层行政组织和家族组织施行教育。主要形式有“乡约”、“宗规”、“家训”。宋代较著名的乡约是北宋吕大忠、吕大钧兄弟制订的《兰田吕氏乡约》。南宋时,朱熹在此乡约基础上,“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形成了《增损吕氏乡约》加以推广。范仲淹制订的范氏“义庄规矩”,为宋代封建家庭组织的族规、家规的建立树立了典范。这些措施对团结、教育族人起了重要的作用。

    3、把家庭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本位”的文化,以孝治天下,古代的道德教育都把家庭教育作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都很重视“家教”。家规、家训,“宗规”、“宗训”古已有之,宋代开始逐渐增多。千百年来,“断机择邻”、“岳母刺字”等“教子佳话”不断涌现,《颜氏家训》、《朱子家话》等“治家隽语”代代相传。通过家教,使人们从小就受到道德教育,有助于人们接受传统的思想道德。宋代家教因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尤其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涌现出了许多爱国世家,如杨(继业)家、岳()家等。《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这两部“教子家书”,闻名中外,影响了几代人。《曾国藩家书》体现“名望家族”的教子良方,充满人生的智慧和政治的谋略。“家教”不仅造就了好的家风,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民众世代效法。家教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教育,也包括父母长辈的自律,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们要教育下一代,最有说服力的是自己的道德行为。曾国藩采用“严而宽教”的教子方法。《傅雷家书》也体现“严而宽教”的理念,但它更能体现“艺人之家”朴实的“家教良方”。

    ()完善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

    1、重视打动人心的思想教育

    古人讲究道德教育要打动人心才会收到效果。宋代王安石提出“善教者浃于民心”的观点。他认为,教育方法的根本精神在“浃于民心”,即润泽浃洽于受教者之心,使他的思想真正有所感动有所变化,而不在于“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17]如果单纯依赖规章制度,这是“以道强民”,不可能得到圆满的效果。教育的良好方法在于“以道忧民”,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以正确的思想打动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使其从心坎里心悦诚服。王安石还认为,德育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他以医术为喻,说明良医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而不违反规律进行治疗的。“有腹心之疾者”,应该好好地深思其中的道理。这种观点,实质上也适用于微妙的思想教育工作。“药云则药,食云则食,坐云则坐,作云则作,夫然,故医也得肆其术而无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则少矣。药云则食,坐云则作,日姑如吾所安焉尔。若人也,何必医,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医之道皆然,而腹心为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说而思之其庶矣!”[18]良医治疗病人,要他们该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该吃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该坐时就起来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医法,就可以正确有效地施展医术,不幸而病死者则属少数。如果应该吃药反而叫病人吃其他东西,应该坐反而说你要像健康人一样叫他做其他事情(过量的意思),那病人又何必求医呢?这就是说,医病和医心(思想教育)是同样的道理,不能主观随意,乱搞一通,必须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王安石这个观点是值得称道的。2、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榜样的作用以教育民众。汉武帝曾经大力宣传和表彰过一位普通农民—卜式。卜式致富以后不忘国家,主动捐献财物支援国家边防,救济灾区群众。汉武帝曾发榜文加以表彰,并封卜式为官。历史上这类例子很多。统治阶级还通过树碑立传、封号加爵等手段宣传典型,发挥榜样的教育作用。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特别强调老师在德育教育中榜样的作用。他认为:“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之一……故欲正天下之人心须顺天下之师受。”[19]教者与学者是一种道义的结合,教师负有“正人心”的重要任务,绝非可有可无者。正因为教师如此重要,选择教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人心道德。因此王夫之说:“主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源;谨教有义,正道为渐摩之益。”[20]这就是说,教师必须在实际行动与道德行为上为学生作出榜样。“躬行”是陶冶学生的根本。“躬行”即是“身教”,即是“不言之教”。所谓“圣人有独至,不言而化成”。只有以不言之化,而行感化之教,才能使学生“自生其心”,达到真正的自得。教师的“躬行”在道德教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王夫之对教师提出这一要求,是教师所应必备的条件,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当前也有借鉴意义。

    3、坚持道德建设从儿童抓起,循序渐进

    古代许多教育家都十分重视儿童的教育,他们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从人们的心理特征出发,提出对儿童实行胎教、学前教育及学校教育的主张,并认为这三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每个阶段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不一,所实施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应有所不同。儿童教育是青年与成人教育的基础。朱熹认为,儿童教育应从胎教开始。胎教就是胎儿在母体内发育的过程中使胎儿受到良好的影响。儿童出生后至八岁前这一年龄阶段的教育,朱熹称之为学前教育。这一阶段对儿童管教要严,做到有教有爱。倘若娇生惯养,任其所为,“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朱熹还把学校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这个分段是以年龄和智力发展水平为标准的。阶段不同,在学习内容和培养要求上也有所不同。朱熹认为,八岁至十五岁是小学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教学内容是“学其事”,即须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将伦常礼教教给儿童,进而教他们诗、书、礼、乐之文,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上,具体行事上,熟悉伦理纲常,达到存养已熟,根基已深的程度。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21]儿童通过“兴其事”而知其然并养成习惯,形成封建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格。

    朱熹非常重视小学阶段的教育,他曾专门编著《小学》作为这个阶段的教材。在《小学》书里,他把古人贤人的“嘉言懿行”汇集起来,分为内外篇,共385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为目,引用许多格言故事,具体形象地给学生举出榜样,使学生即读、即教、即知、即行,通过行动,学习榜样,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熹的这些主张,是有其教育心理学意义的。他还指出了儿童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特点及其理论根据,如“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22]。“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23]“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24]这样看来,朱熹对于儿童教育的论述已初步懂得年龄阶段的特点,要求教育者能按照儿童生理、心理的特点施教。朱熹关于儿童教育的见解,反映了人才培养的某些客观规律,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鲜内容。

    在王守仁教育思想中,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也很值得重视。他曾写过《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他的儿童教育思想。王守仁从他的良知说出发,认为乐是心中本体,教学必须引起儿童的乐学情绪。他要求教育儿童要从积极方面人手,要用培养、诱导、顺应儿童情绪,鼓舞儿童兴趣的方法进行教学。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25]一般说来,儿童的性情总是爱好嬉游而厌恶拘束,就像草木开始萌芽,顺应它就发展,摧残它就衰萎。因而,他主张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身心特点,使他们“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这样儿童自然就能不断长进,就好比时雨春风滋润草木一样,日长月化,生机盎然,而不是如冰霜剥落,生意萧索。接着他又提出,以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以达到“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的效果。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诱之歌诗”,不但能激发他们的意志,而且还能使儿童的情感得到正当的宣泄,也有助于消除他们内心的忧闷和烦恼,使其“精神宣畅,心气和平”[26];“导之习礼”,不但能使儿童养成威严的仪容和仪表,而且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等礼仪动作,“动荡其血脉”、“固束其筋骸”,也有利于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讽之读书”,不但能增长儿童的知识,开发其智力,而且还能“存其心”,“宣其志”,有利于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总之,在王守仁看来,对儿童进行“歌诗”、“习礼”和“读书”教育,是为了顺导儿童的意志,调理他们的性情,在潜移默化中消除其鄙吝,化除其粗顽,让他们日渐礼仪而不觉其苦,进入中和而不知其故,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王守仁的这些思想,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有其积极意义。

    王守仁反对“小大人式”的传统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要求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主张,充分反映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这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已提出,确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他对儿童教育的某些主张,反映了儿童教育的规律性的东西,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启发的。

    二、中国古代道德建设机制的启示作用

    今日,中国对道德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及道德教育的规模都是空前的,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从机制上讲,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古代道德建设机制对我们今天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国家要把道德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国家对道德建设的重视和支持,是进行道德建设的重要前提。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困苦,社会道德建设必然受到影响。因此,要全面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中,有许多关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它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处理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管子》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命题;孔子有“富先于教”之说;孟子认为“制民之产”为道德教育的先决条件。把物质文明看成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这些观点正确地反映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

    但是,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富裕了,不一定道德水准自然提升了,还可能出现生活的富足却道德沦丧的现象。近年来,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受到,道德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体现在道德建设的多个层面上,不仅原有的道德观念、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影响力,而且在道德建设的途径、运作方式即机制上也存在架空的现象。因此,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可忽视道德建设,要通过道德建设,提升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提升全体民众的道德素质。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是切中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的明智之举。但是,要落实这些方略,必须有相应的机制。道德建设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和宣传舆论工具,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道德建设是个涉及面广、投入大的系统工程。完善道德建设的机制刻不容缓,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坚持道德教育的开放性

    中华文化是在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融过程中,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越发展,越要在思想上开放。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的时期,都是文化开放的时期。我国唐代就实行开放政策,带动文化繁荣和交流扩大的时期。这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中国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积极吸纳西域、中亚、东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明朝郑和下西洋,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华民族的文明成就,是中国人民创造的成果,是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成果。道德建设需要开放,道德建设机制更需要开放。道德从内容上各民族自身的特色更为明显,但做为道德建设的运作方式的机制,更容易吸收外来的经验。这些年来,中国积极地学习国外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好的经验,宣传和借鉴了西方国家、东亚等国道德建设的成功之处,促进了中国道德建设机制的完善,是值得肯定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机制的完善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各种方法途径的探索是正常的。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当时造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思想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传统在中国长期存在,有力地促进了不同学术思想间的交流、互补和融合,是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推动道德建设的发展,同样需要坚持这一方针。通过“百家争鸣”在道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以利于不同观点和方法、途径平等地开展讨论与实验,才能更好地推动发展道德建设。

    ()尊重道德建设的规律,创造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机制

    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制定道德准则,树立表彰典型,采取普通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教育宣传的手段,在全民中进行道德教育。这些机制中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为我们今日所用。政府组织编写大量通俗读物,如《女儿经》、《三字经》、《治家格言》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及道德高尚的人树碑立传,既起到了鼓励先进的作用,又使群众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道德高尚的人,不仅从精神上大力表彰,而且,在物质上给予相应的奖励等,都保证了道德建设的顺利推进。如果道德高尚的人不能在社会中体现出他的价值,见义勇为的英雄因维护他人利益受到伤害,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援助机制,民众就不可能自觉地向英雄学习。

    古代利用家庭、家族、社区组织进行教育,形成互动机制,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当前我们所进行的培育人的工作,不能只靠学校教育一个环节,要吸取历史经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多渠道、多形式进行思想教育才能奏效。全社会共同努力,不仅要在软件上下功夫,也要在硬件上下功夫。要动员多种渠道,投入必要的资金,建设、维护好道德教育的场所,增加其吸引力,更有效地发挥道德教育功能。

    古代运用多种形式进行道德教育,注意对象的层次性,尊重人们思想认识的规律性,值得借鉴。古代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具有针对性强、符合人们思想接受程度的特点。古代对儿童的道德教育是把德育的内容溶入了识字文化教育中,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今天进行全民思想道德教育,也不应试图用一种教育形式解决一切人的思想道德问题。例如,公民意识的教育,这是全体公民终生都应接受的教育。但是,其教育形式,教育对象要有重点,分层次,这样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古代在教育为主的前提下,运用法律、宗教、舆论等手段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对我们有启发。道德与法律不同的地方就是用柔性力量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则是运用刚性的手段制约人们的行为。因此,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不能排除国家把人们的行为准则法律化、规章化。两者是相互作用,缺一不可。这样可以有效地辅助道德说教的力度,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 周必大:《平园继稿》卷十五。

    []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十六》。[]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 牟钟鉴:《中国宗教通史》第787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吴兢:《贞观政要》卷六。

    [] 《张载集·经学理窟·气质》,第269页。

    [] 《张载集·正蒙·诚明》。

    [] 《皇极经世书·外篇》。

    [] 《孟子集注》卷五。[11]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12] (同上)卷七十八。

    [13]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

    [14] (同上)

    [15]真德秀:《潭州谕俗文》。

    [16]真德秀:《再守泉州劝谕文》。

    [17] 《临川文集·原教》。

    [18] 《临川文集·使医》。

    [19] 《四书训义》卷三二。

    [20] (同上)

    [21] 《朱子文集·大学章句序》卷七六。

    [22]《小学》。

    [23] (同上)

    [24] (同上)

    [25]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26] 《教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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